法律的“层级机制”

　　法学专家有时会用一个奇妙的词——“涵摄”，来描述这个过程。好像法律规定涵义清楚了，具体事实问题也就可以变得透亮、被囊括了。但实践中，这个词既有很管用的时候，也有不灵验的时候

　　□ 刘星

　　学过法律的人知道，法律领域有个核心问题：如何将抽象的法律规定与具体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法学专家有时会用一个奇妙的词——“涵摄”，来描述这个过程。好像法律规定涵义清楚了，具体事实问题也就可以变得透亮、被囊括了。
　　但实践中，这个词既有很管用的时候，也有不灵验的时候。毕竟，真实世界中“联系起来”的问题，挺复杂的。当然，这主要指以立法制度为主干的法律体系。
　　接下来，说说这个问题为什么复杂。
抽象与具体
　　容易想到，法律往往是抽象的、一般性的，而现实问题却是具体的、个别的。由于语言感觉、时间线、情景场、价值观念和利益认识的影响，将具体实例归入抽象规则，有时易如反掌，有时难上加难。这就有如：扶老人过马路，可以轻松归入“做好事”这一抽象概念；但如果在扶的过程中，老人摔倒——是否仍属于“做好事”便不好说了。“但书假设”部分的微妙变化，会让人感到棘手。
　　说起来，若法律总能和现实具体问题轻松“连接”，法律将成为最从容不迫的制度实践。各类运用法律的人，将仅仅是在法律出现修订、废除、新立时，及时“念稿”，传达声音。此外，对比现在，他们的存在意义也将大打折扣。这是指，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的含义——凡能轻松“连接”，就没运用法律的人什么事了。
　　这些人时常窃喜，他们知道人工智能将法律与现实问题轻松“连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刚提到的语言感觉、时间线等因素上的分歧，总会在某处时隐时现，从而“法律饭碗”还是可以端得很稳的。
　　那么，立法式的法律体系，本身是如何应对“不易轻松‘连接’”的？
可操作的形式
　　一个常见办法，即释放递进式的“说明手册”。这就是，一部法律颁布后，便让一个相对细化的条例上场，后再让一个更细化的实施办法登场。当问题实在是“微型化”了，又让最高级别的法院承担诸如“司法解释”的任务，依次延续。它挺像时常投放可翻阅的“使用指南”。这种办法，实属不得已，必须要做——立法式的法律历史从不缺少这样的提醒。
　　基于“使用指南”的逻辑，接着是请来相应的人员，他们或者在递进层次中负责文字细化，或在末端负责“连接运营”。
　　具体来看，很多立法式的国家，便是首先有宪法或基本法，然后有刑法、民法、诉讼法等不断出台；再往后，最高一级的行政法规持续出来；接着，若允许地方可有一定的自治权，则还有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如果还有必要，就发布行政规章、司法解释。可以看出，“然后”的每一步，都在进行文字的尽量具体化、提供操作性指引，而且需要行政、司法人员，来做“秘书性的传达”。
　　这些国家的执法系统和司法系统，还负责了末端的“与具体现实对接”。执法机构可能制定细则，后由执法人员结合具体情况执行。司法机构相应制定若干司法意见、发布案例，后地方次高一级的法院可能进一步细化；接下来，办案法官结合个案裁判。
　　可以看到，这些制度安排虽然分布在不同类别、等级的机关，但都在完成同一件事：不断把抽象规则转译为可操作形式。
　　于是，法律出现了“层级机制”。
　　“层级机制”看上去，很像“金字塔式叠套”。它内部不仅上下要系统、相融，而且左右要呼应、协调——所以既呈立体结构，又形成循环运行。此外，它必须有人参与，所以又像是一个有机体。从制度功能上看，这一层级化的安排，主要在完成两件事：一是尽量降低裁量的不确定性；二是将解释可能带来的风险逐层分散。
三个深层问题
　　“层级机制”包含哪些深层问题？
　　第一，视化与量化的成败，是难说的。“层级机制”的实质目的，是求可视化与可量化——能看到、能核算，最终实现“连接成功”。但这可能顺利，也可能不顺利。例如，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涉及高空抛物。随后，司法解释跟上。因有司法解释，案件显得“较透明”，法官审理起来较顺畅。
　　第二，细化还是“沿边立法”，是不明的。视化与量化的努力，有可能恰当，也有可能越界。只要看看法学家的研究，包括社会议论，就会发现之中有时会提到：这行政规章违反了行政法规，那地方性法规违反了法律。
　　第三，成本控制，是不易的。凡事叠套，必有成本；“层级机制”也不例外。因为，它涉及不断的讨论、等待、耐心考验和责任担忧。这一过程的持续反复，可能导致错失良机，增加法律实现的社会费用。例如，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平价医疗法案》（ACA）；随后，该法案遭遇26个州政府联合诉讼。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三次审案，认定其合宪。合法性问题是解决了，但法案核心条款的实施，推迟了4年——各州医疗系统额外支出成本，超35亿美元。
　　概括来说，上面三点，就是认知、权力与成本三个维度的深层问题。
　　前面提到“立法制度为主干的法律体系”，其意思也暗含了：上述的“层级机制”和深层问题，即便在“遵循判例”的法律体系中，也是存在的。
　　如果认为先例中包含了“可以总结的规则”，那“这个规则”就和抽象的法律规定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果认为先例中“主要事实要素”是法律上的关键，则判断眼前案件和先例的类似性，依然还要费类比的功夫。而审判级别的制度，还有干脆立法针对判例另作规定的情况，其中依然包含了“不断逐层细化”的意思。所有这些，好像也与“涵摄”有关。
　　到了这里，要讲一讲看到法律的“层级机制”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一机制清楚地告诉我们：其一，对法律的“惰性”“犹豫不定”，甚至“迟来的公正”，应保持耐心和理解。“惰性”“犹豫不定”，确有低效的问题；但低效，是难免的副产品，同时不意味着远离了公正。其二，当人们理解了这一机制，就不会再把制度迟滞仅视为失误，而会把它看作一种风险过滤的进程。其三，法律的“层级机制”是法律中的基石现象，无法回避。看到它，理解它，同时依然寄望它——这可能是法律认知上成熟的一个标志。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