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梁平妮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第一中学在2026级新生入学信息采集中，设置家长职务、家庭车辆品牌型号、购置价格、车牌号等采集项目，引发社会热议。针对公众关切，当地教育局迅速调查核实，责令该校停止相关信息采集，删除已采集的超范围信息，并在全市开展入学信息采集情况专项排查，切实保护学生及家长个人信息安全。
新生尚未入学，家庭隐私反而先被“摸底”，这般操作实则越界。面对争议，校方解释，采集车辆信息是为了管控校门口违停、询问车价用于贫困补助申领甄别，理由未免牵强。违停管理依靠交管疏导和动线规划，贫困生认定有严格的核查机制、流程，全员采集此类信息实属多余。
值得警惕的是，此类超范围采集信息并非个例。近年来，学校、幼儿园过度采集学生、幼儿家长信息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小学要求填写“家长的擅长项目或可提供的社会资源”；有的幼儿园要求家长报名时提供工资流水、经营流水等。这背后，暴露出部分学校、幼儿园边界意识缺失、管理思维功利化等问题。
学校过度信息采集，为何屡屡触碰公众敏感神经？教育是最公平普惠的公共事业，过度采集家庭隐私信息，容易催生身份标签、家境攀比问题，甚至滋生“看家长、辨学生”的不公平现象。这种做法不仅背离校园育人初心，涉嫌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更会侵蚀教育公平根基，触碰政策与法律的双重红线。
事实上，2022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应当采集学生基本信息、家庭住址及家长姓名、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民法典明确，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法律规定，都为校园信息采集划定了清晰的界限。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校园本应拥有最纯粹的环境。无论是学校，还是教育主管部门，都应在职责范围内，守护校园环境，真正让教育回归育人本心。
2026年08月0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