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焕芳
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不同，制度型开放更强调规则、规制、管理与标准的对接融合。然而，在宏观叙事之下，国际规则究竟如何在中国法治土壤中落地、调适并最终生长出本土范式？这一过程往往未被充分揭示。陆璐撰写的《独立担保的中国叙事：制度型开放的探索与范式》一书，以独立担保这一具体的商事信用制度为切入点，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精细剖析。书中揭示，在制度型开放进程中，中国独立担保规则的生成并非立法层面自上而下理性推演的产物，而是通过大量司法裁判的积累，在实践中逐步凝聚的共识。
独立担保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英美商业实践，因其“见索即付”的特性，逐渐成为国际交易中常见的信用工具。它不依附于基础合同的履行争议，仅凭单据即可主张付款，这一机制在提升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对传统担保法中的从属性原则构成挑战。我国民法长期强调担保的从属性与公平性，法院在早期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倾向于否定独立保函的效力，或将其纳入从属担保框架。当这一制度进入中国，面临的不仅是法律条文的对接问题，更是法理逻辑与司法实践的调适过程。
全书通过三个部分，从国际图景到本土争议再到未来面向，层层递进地回答了几个核心问题：这项制度在中国是如何演进的？法院在争议中如何权衡？未来又将面临何种挑战？第一编“独立担保的制度根基与国际图景”厘清了法理基础与比较法差异，为后续讨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参照；第二编“制度型开放下中国独立担保的演进与争议”转入本土实践，系统回顾了规则从司法探索到成型的历程，重点探讨了独立性认定、欺诈例外适用边界及涉外管辖权协调三类核心问题；第三编“技术变革与规则重塑”则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的新挑战。
本书最突出的价值，在于通过对第二编本土实践的精细提炼，勾勒出从审慎排斥到接纳再到塑形的深层演进路径。陆璐认为，从法院对独立性的普遍怀疑，到独立保函司法解释确立其地位，再到民法典时代对商事信用逻辑的接纳，这一共识是通过大量司法裁判积累逐步形成的。中国法院发展出一套务实而精细的裁判方法：单据审查坚守形式标准，欺诈认定引入“实质性欺诈”与“有限审查”，在管辖与法律适用上兼顾国际惯例与本国利益。这种在效率与公平、形式与实质、国际惯例与本土法秩序之间寻求平衡的司法智慧，展现了我国法院在制度型开放背景下处理国际商事纠纷的成熟度。我们接纳国际规则，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在司法的反复调试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则边界与本土范式。
而数字时代的到来，又从根本上冲击着这一刚刚建立的平衡。本书的另一前瞻性贡献，是对技术变革引发的新问题作出了及时回应。随着电子保函、区块链存证、智能合约的广泛应用，传统单据的形态与审核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笔者认为，这绝非简单的载体转换，而是对既有信用机制与风险分配规则的根本性重塑。当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替代了人工审查，当区块链技术改变了证据逻辑，传统形式审查原则将面临何种挑战？在数字环境下，司法的“有限审查”如何有效介入可能存在的算法欺诈？正如陆璐在书中所言，司法不能停留在纸质单据时代的审查标准，必须前瞻性地思考数字环境下的责任认定。这不仅是国内法对技术变革的适应，更是对整个国际贸易法底层逻辑的挑战。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尚处于探索阶段，中国司法如果能在电子单据审查标准、智能合约欺诈认定等前沿领域率先给出裁判方案，这将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从而在数字时代新规则的生成中贡献中国方案。
通读全书，陆璐并未刻意构建宏大的理论体系，而是以务实的问题为导向，贯穿全书主线。在规则借鉴与本土实践之间，中国法律人始终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本书所呈现的，不是某种预设的“范式”，而是一条具体、务实、具有内在逻辑的制度生成路径。它让我们看到，制度型开放仍需要司法在效率与安全、国际惯例与本土诉求之间不断校准。沿着这条本土法治与国际规则互动的真实路径，中国商事法律演进的内在逻辑已然清晰，制度型开放的法治底色亦愈发鲜明。
（作者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院长、教授）
2026年0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