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办理难点及完善路径

　　□ 常晖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二级高级法官）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案件数量持续攀升、产业链条化等显著特征，犯罪手段依托信息技术迭代升级，组织形态集团化、跨境化、去中心化趋势突出，且涉案金额大、被害人追赃挽损难度高，社会危害性持续加剧。审判实践中，此类案件面临电子证据取证规范缺失、事实认定与主观明知判定标准模糊，罪名边界不清、量刑尺度不一，涉案财物权属甄别复杂、追赃挽损联动机制不畅等现实问题。对此，人民法院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审判职能，秉持系统治理与源头治理理念，构建精细化证据审查规则，统一法律适用与量刑裁量标准，健全全流程追赃挽损联动机制，探索新型网络诈骗犯罪切实有效的社会综治机制，强化多部门协同共治与源头反诈普法，筑牢群众财产安全法治防线。
案件审理现状与犯罪行为特征分析
　　第一，案件数量持续攀升，犯罪产业链条化明显。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为上游终端犯罪，案件数量呈现逐步递增态势。传统的“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杀猪盘”等诈骗模式依然高发，与之紧密关联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数量激增，其内部呈现明显的模块化分工特征。这表明，电信网络诈骗已形成分工明确、上下游衔接紧密的黑灰产业链，提供银行卡、电话卡以及提供支付结算、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成为诈骗犯罪得以实施的关键环节。
　　第二，犯罪手段迭代升级，技术对抗特征突出。不法分子的反侦查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犯罪手段与前沿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从实践中可以发现，此类案件具有通信工具多元化、资金转移隐蔽化、诈骗场景精准化等特征。
　　第三，诈骗组织跨境集聚，犯罪链条呈现分散化。为逃避国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鲜明的集团化、跨境化与链条隐蔽化、分散化态势，犯罪运作模式呈现高度产业化与分散化特征，黑灰产业链条已细分为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搭建虚假引流平台、实施精准诈骗、提供技术支撑及组织洗钱等多个专业环节。
审判实践中面临的难点与挑战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持续高发、犯罪形态不断变异的背景下，法院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涉案财物处置等环节，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制约审判质效提升与裁判尺度统一。
　　第一，电子数据取证与事实认定面临挑战。首先，电子数据取证存在技术壁垒和程序规范化短板。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关键证据，在提取、固定、保管、移送等各环节中常出现技术障碍和程序规范化要求，部分案件难以移送原始存储载体，制约电子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的司法审查。其次，被害人陈述存在孤证认定难题。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多为线上非接触式作案，仅有被害人陈述及少量电子记录支撑，难以完整闭环印证犯罪事实，影响诈骗行为及涉案金额的精准认定。最后，行为人主观“明知”认定标准模糊。在帮信罪司法认定中，被告人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多依靠口供及有限客观行为推定。虽然司法解释明确了明知推定情形，但实务中仍需结合案件具体证据和行为人实际情况综合判断，否则易产生客观归罪风险。
　　第二，法律适用与量刑均衡面临挑战。帮信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与电信网络诈骗共犯之间行为边界模糊，部分行为人出借银行卡后又参与资金取现、转账洗白，行为定性存在较大争议，极易引发类案不同判现象。集团化、产业化作案模式下，犯罪数额认定标准尚未完全统一。案件被告人多为底层“卡农”、普通参与者，自身违法获利微薄但涉案资金流水规模庞大，如何在依法惩治犯罪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寻求平衡，成为量刑裁判的现实难题。
　　第三，涉案财物处置与追赃挽损机制不畅。实践中，涉案资金与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合法财产相互交织混同，涉案资金购置房产、车辆等实物资产后，财产权属甄别、违法资产划定、依法追缴处置缺乏细化操作规程。案件办理中常出现行为人借用第三人账户过渡流转涉案资金的情形，如何平衡被害人财产损失追偿权益与案外人合法财产权益保护，现有诉讼程序缺乏明确规范依据。跨区域、跨平台涉案资金交织叠加，单一账户往往关联多起案件、多名被害人，资金权属拆分、分配返还流程烦琐复杂，侦查冻结资金难以在审判阶段及时启动返还程序。实践中，受制于赃款追缴挽回难度大，部分案件出现判决生效后财产执行落空、被害人损失长期无法挽回的现象。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困境破解与防治路径
　　对于电信网络诈骗审判工作实际，应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治理思维，从完善证据规则、统一法律适用、强化追赃挽损、延伸源头治理多维度精准施策，全面优化审判工作体系，切实提升办案质效和社会治理水平。
　　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精细化事实认定审查规则。健全完善以证据裁判为核心的精细化审查工作体系，联合公安、检察机关细化电子数据取证固定、保管移送、庭审质证全流程操作规范，明确电子原始载体随案移送、数据完整性校验、专业技术核查等刚性要求，从源头规范电子证据提取及认定标准。强化裁判文书说理，综合考量行为人前科劣迹、交易模式异常程度、获利明显不合理性、规避侦查处置行为等客观要素，构建逻辑闭环的主观明知推定规则。依托智慧法院建设成果，运用司法大数据、资金流向可视化分析等技术手段，对涉案海量通信记录、交易流水、人员关系进行梳理研判，辅助合议庭精准厘清犯罪架构、参与层级与涉案数额，提升复杂案件事实认定的精准度与效率。
　　统一裁判适用标准，规范裁判量刑尺度。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全面推进法律适用与量刑工作规范化建设。通过运用法答网咨询答疑、人民法院案例库类案检索、典型案例、组织片区业务研讨等方式，明晰帮信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与电信网络诈骗共犯的行为界分标准，形成统一适用的裁判指引。细化犯罪数额认定适用标准，区分集团整体犯罪数额与个人参与数额、违法所得数额的功能定位，分别作为定罪情节认定与量刑罚金裁量依据。完善层级化量刑指导标准，针对不同层级主体，结合涉案流水、违法获利、退赃退赔、认罪悔罪等情节细化量刑裁量尺度，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构建全流程闭环式追赃挽损联动工作机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办理应前移涉案资产查控关口，推动侦查机关立案伊始即全面核查资金流向、梳理关联账户，对可疑涉案资产依法及时采取冻结、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最大限度防止涉案资金转移隐匿、流失损耗。优化法庭审理程序设置，在庭审环节增设涉案财物专项调查流程，组织控辩双方围绕财产来源、权属性质、资产用途开展举证质证，同步保障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利。畅通涉案被骗资金快速返还通道，对权属清晰、事实明确、无权利争议的冻结涉案资金，依照法定程序简化退赔退赃审批流程。健全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衔接机制，明确涉财产判项移送时限、职责分工与督办机制，创新多元退赔履行方式，引导被告人及家属主动庭前庭中退赔，探索分期履行、劳务代偿等柔性处置方式，并将退赔履行成效作为减刑假释、量刑从宽的重要参考依据。
　　坚持源头综合治理，强化跨部门协作共治。法院在案件处理中可精准制发司法建议，针对银行、电信运营商、网络平台在风险内控、账户管理中的监管漏洞，提出务实整改举措并抄送上级主管部门，全程跟踪督促落实整改。面向学生、老年人、财务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差异化反诈宣传，通过庭审直播、典型案例、普法短视频等形式以案释法，筑牢全民防诈防线。主动向党委、政府报送审判态势和治理建议，联动社区、学校、企业将反诈工作融入网格化管理与平安建设，构建全域共治格局。健全公安、检察、法院、电信、金融、网信等多部门协作机制，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案件会商，常态化联席研判治理难题，畅通信息交流渠道，联合开展侦办追逃，加大涉案资金追缴、核查处置力度，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应坚持立足司法本职，持续关注犯罪态势新变化，深入研究审判实践新问题，不断优化完善审判工作机制，在依法从严惩处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权保障、追赃挽损与源头治理，努力实现案件审判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为守护人民群众“钱袋子”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社会贡献坚实的司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