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当法律遇见道德》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孙海波

　　□ 本报见习记者尹丽
□ 本报记者　　薛金丽

　　现实中，法律尺度与道德温度如何平衡，常常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前不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孙海波新作《当法律遇见道德》出版。该书立足经典法理思辨，结合多起社会热点案例，直面法律与道德交融碰撞的现实难题，系统阐释二者互动边界与运行逻辑。近日，记者专访孙海波教授，请其解读德法共治之道。
法与道德的复杂关系
　　记者：是什么契机让您聚焦“法律与道德”这一经典命题，决定撰写这部著作？
　　孙海波：“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既是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课题，同时也是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课题。其一度被学者誉为“法学的好望角”“皇冠上的明珠”，重要地位可见一斑。我写这本书最初动机是理论上的好奇，后来观察到生活实践中道德冷漠现象屡见不鲜，促使我思考在法律实践层面，法律如何面对与回应道德难题。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广东小悦悦被车辆碾轧致死案、南京彭宇案、于欢刺死辱母者案等社会现象，为我的思考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这部作品，以尽可能简洁的语言，让读者更进一步地认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其在生活实践中呈现出的多元面相。与此同时，让人们正确看待法律在处理涉及道德事务上的限度。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尤其在面对道德议题上有的时候很无力。同样，法律并不能完全拒斥道德，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道德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法律的发展，未来也将会如此。
　　记者：您在书中区分了不同层次的“道德”概念。法律在守护道德、引导道德方面，应该把握怎样的边界，避免出现“法律过度道德化”或“道德干预法律”的误区？
　　孙海波：像民主、法治、法律等概念一样，道德在本质上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和复杂性的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具有不同的层次结构。
　　简单地说，我们要立体、多维度地观察道德。法律在守护道德方面，坚持法律不能强人所难这个基本法治原则，在涉及公民美德的事务方面，不宜通过义务的方式强制，最好倡导或鼓励人们乐善好施。
　　就底线道德要求而言，每个公民实际上都应遵守，可根据实际情况将此类道德要求普遍化为法律义务。比如，近些年公众热议的“见危不救要不要入罪”，在当下中国，见危救助或见义勇为更多是一种伦理美德，由于层次较高，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际做到，因此在难以普遍化为一项基本法律义务的前提下，不宜通过法律强制推行此类道德要求，否则很容易堕入美德的暴政。
新技术带来法伦理挑战
　　记者：书中专门探讨了基因编辑的法伦理挑战。您认为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伦理危机，如何平衡法律规制与道德约束？法律在应对这类新型伦理挑战时，应遵循哪些核心原则？
　　孙海波：2018年贺建奎公布基因编辑婴儿，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曾一度担忧的克隆人，一夜间从想象变成了让人难以接受的现实。从道德上允许做某事，到法律上认可做某事，这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间隔。简单说，道德上许可的事情，法律上并不一定认可。同样，道德上不允许的事情，法律上通常也予以禁止。贺建奎通过编辑生殖细胞，实际上是达到“技术造人”的科技狂想。他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自然体性质、侵犯人的尊严、摧毁人的自主性，为道德所不容。基因科技造人，更是突破了法律的基本底线，故而贺建奎也因此尝到恶果，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对其定罪处罚。从整体上讲，法律在应对诸如贺建奎基因编辑等新型复杂伦理争议事件时，应遵循风险预防、人权保障以及绝对禁止等原则。

　　记者：方兴未艾的AI技术也引起了舆论关于道德的讨论。您对AI技术带来的法律与道德挑战有何思考？
　　孙海波：AI技术的发展，在极大便利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不少问题涉及对法律与道德的挑战。
　　简要归纳，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这样几个常见的问题：其一，隐私权侵犯。各种公共场所广泛可见的刷脸，数据之下无隐私，人们的隐私权可能以各种方式被侵犯。其二，算法黑箱与算法歧视。AI在算法运算方面存在严重的算法不透明问题，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会过度放大甚至有意制造偏见，在个别行业或领域已经严重影响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三，生成式AI合成的内容，在著作权上引发了大量争议，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人利用生成式AI恶意制造批量不道德的数据信息，从源头上污染数据群。最后，AI的发展还会带来自主决策引发的生命与价值抉择难题。以自动驾驶为例，当需要在不同的生命价值之间作出抉择时，AI会作出何种决定。AI如何面对或处理价值的问题，是当代人工智能发展没法回避的重大难题。
实质法治离不开道德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多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比如劝阻公交车不安全驾驶免责、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获刑等，这些案例都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深度互动。您认为，在法律裁判中，应如何协调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的冲突，实现“合法又合理”的理想状态？
　　孙海波：最高人民法院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先后发布了数批相关的典型案例，涵盖民事、行政、刑事以及执行领域。这些案例从争议内容上讲，涉及英烈名誉权保护、诚信经营、未成年人保护、友善互助、孝道、文明出行、环境公益、社会公德等多个方面。这些案件被当作典型遴选和公布，要么通过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加以肯定，要么对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给予否定评价，从而规范公民的行为和引领社会的良好道德风尚。
　　司法裁判中，协调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时，一方面，应坚持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就是法治原则，坚持法治原则意味着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有法律规定才能充当案件的裁判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道德范畴，它与法律相辅相成，但在根本上又存在界限。另一方面，当严格适用现行法律可能造成不合理的结果时，法官应注重以道德价值或道德原则，填补或校正现有法律规范的价值缺陷，最大限度实现情、理、法的统一。

　　记者：立法在吸纳道德要求时，应如何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避免脱离社会实际？
　　孙海波：法律不能简单粗暴地贯彻道德要求，更不能随意充当实现社会道德治理的工具。立法在吸纳道德要求时，要区分不同层次的道德，采取不同的指引方式。我基本同意“适度道德立法”的立场，反对过度道德法律化的做法。对无法强制的道德要求，尽可能通过鼓励或促进的方式，这也是人们热议的“促进型立法”。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每一个公民道德素养的提升，仅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注重内在修养，真正通过反思和内化领悟道德要求，做一个真正有德性之人。

　　记者：未来在立法、执法、司法各环节，您认为应如何进一步推动法律与道德的良性互动，让法治更有温度、德治更有保障？
　　孙海波：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实现法律与道德双向奔赴、交融互补，对我国法治建设是十分有益的。法治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薄概念，形式法治，强调对规则的遵守以及法治所应具备的形式性要素。在形式法治事业的建设上，仍然需要基本的道德，因为法律本身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另一种是厚概念，即实质法治。除了满足形式要件之外，法律还需追求良善价值，所谓良法善治表达的正是此意。在追求实质法治的理想事业上，离开道德是万万不可能的。
　　未来在立法、执法以及司法各个环节，既要注重道德在每一个环节的进入，让我们的立法、行政、司法有道德考量和人文关怀。与此同时，又要坚持必要的限度和科学的方式，避免通过法律不当地给人们施加道德负担。唯有如此，我们的法律才会更加有温度，道德才会更加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