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专项立法”到“行政令”
法国打破“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百年禁令

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4月21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媒体展示活动,展出复原的达契亚金器文物,包括一顶仪式金头盔和两只金手镯。这些文物于2025年在荷兰被盗,现已归还罗马尼亚,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450年左右,属于古代达契亚文明。 CFP供图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婉娇
□ 本报记者 吴 琼
当地时间5月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这部广受国际舆论关注的立法历时284天终于面世。它既打破了法国延续百年的文物管理铁律,为文物返还建立了常态化机制,也因设置多重门槛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实操性的广泛讨论。同时,也因回避“殖民”一词、正视历史责任不足而存在明显局限,成为全球文化遗产治理领域的讨论焦点。
根本转向
长期以来,法国在文物返还问题上,始终被束缚,导致大量非法获取的文物长期滞留法国公立博物馆,返还进程举步维艰。而此次新法案的签署,正是对这“三大铁律”的系统性突破,实现了从“不可转让”到“制度性返还”的根本性转向。
最具突破性的变化,是推翻了“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百年禁令。此前,法国《遗产法典》中明确规定,公立博物馆馆藏属于国家公共财产,原则上不可转让,任何文物的归还都必须经过议会逐件专项立法、单独投票。单件审批周期长达3至5年,这一规定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可返还”法律壁垒。
新法的创新性还在于将文物归还程序由议会立法降格为行政令的形式,经过双边科学委员会与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双重审核,审核通过即可生效。文物返还的审批周期由数年缩短至数月,行政流程实现标准化,让文物返还从“零星个案”进入“制度化、常态化”阶段。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认为,这样做是将文物返还从政治舞台转入行政与科学机制,使其更接近于客观的法律判断,远离复杂的政党斗争,是重要的制度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新法适用时间为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打破了“法不溯及既往”的桎梏,明确划定了历史责任窗口期,为殖民时期文物追索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起始日1815年11月20日的标志性事件是第二次《巴黎条约》的签署,在反法同盟的要求下,法国已经被迫将劫掠的欧洲各国文物大规模返还。另外,当前国际上开展流失文物追索返还主要依据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在公约生效前,因战争劫掠、盗掘、非法转让及走私等不法原因被转移出母国的文物,并不在约束的范围内。
隐形门槛
新法尽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但不容忽视的是,新法中设置了多重门槛,简化程序而非自动归还,文物返还并不会轻而易举,原属国要真正追回流失文物,仍需面对诸多挑战。
首先,新法的适用范围存在严格限制,大量争议文物被排除在返还范围之外。新法仅适用于法国公共收藏机构的馆藏文物,排除了私人收藏文物。以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物为例,这些文物大部分是通过非法买卖和走私渠道流入法国的,来源认定存在难度,追回难度较大。新法还将“军用类文物”“考古发掘文物”排除在返还范围外,同时未对相关品类的界定标准与涵盖范畴作出明确阐释。有分析认为,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文物,时间维度完全契合1815年至1972年的划定标准,但其中带有军事功用、属于战时缴获的器物,不在返还范畴之内。此项限定条款,或将成为我国向法国追索流失文物的阻碍。与此同时,1815年至1972年的时间区间未能覆盖完整殖民掠夺历程,超出该时段流失的文物,仍需通过民事诉讼渠道开展追索工作。
其次,举证责任与审查权仍牢牢掌握在法国一方,原属国面临巨大的举证难度。新法要求原属国提供文物系“非法获取”的“严肃、精确、一致”的证据链,包括文物获取时是否使用武力、有无合法交易文书等。但殖民时期的相关档案大多由法国单方掌握,因此原属国很难获取完整的证据,举证难度极大,尤其是特定个案文物,可能因流转历史复杂、证据链缺失导致举证困难。
此外,新法的执行效果高度依赖法国的政治意愿,外交关系的亲疏可能会影响返还进程。法国高级官员明确表示,法案颁布并不意味着法国丧失了返还的控制权,他们会综合考量相关国家的情况、文物价值、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等因素,有先后处理顺序。此前,贝宁、阿尔及利亚、马里等法国前殖民地已正式提出归还请求,这些国家与法国的历史联系密切,返还进程可能相对顺利。而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返还申请,可能会面临更复杂的政治考量。
连锁反应
新法的签署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反响,其里程碑意义与潜在的连锁效应,正在重塑全球文化遗产治理的格局。国际社会对法国的立法突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全球文化去殖民化的重要一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称,这是西方主要殖民国家中首个针对殖民掠夺文物建立系统化、常态化返还机制的国家立法,为全球文化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动力。贝宁、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等国的领导人和相关领域人士普遍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是马克龙2017年“瓦加杜古承诺”的兑现。
法国的立法突破,也对其他西方殖民国家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殖民文物返还的重新讨论。爱尔兰议会的议员们将法国法律视为标杆,敦促爱尔兰政府建立类似的框架。此前,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塑、埃及罗塞塔石碑等争议文物,就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法国新法签署后,有不少声音呼吁英国效仿法国,建立制度化返还机制。
不过,这部法律一直回避了“殖民”一词,对历史责任的正视不够彻底。非洲国家有民间组织认为,虽然该法律简化了程序,但仍然缺乏对资源掠夺背后系统性殖民暴力的深刻、正式的承认。法国民间也有不少声音认为,新法通篇未出现“殖民”一词,它涉及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与殖民历史有关。
从全球文化治理的角度来看,新法被视为一个新起点,为国际文物追索提供了新的法律范式。文物返还不会一帆风顺,原属国仍需付出诸多努力。同时专家也提醒,文物返还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立全球文化遗产共享机制,实现文明的平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