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下的伤痛

□ 本报见习记者 黄荣潇
□ 本报记者　　　　 赵　　阳
　　
　　2026年4月10日，日本上映了一部聚焦东京新宿歌舞伎町“东横孩子”问题的电影——《炎上》，将长期隐匿于霓虹灯下的未成年群体困境推向公众视野，引发日本社会广泛关注。大多数“东横孩子”因遭受家庭虐待、被监护人漠视或遗弃、家境贫困而失去容身之所，他们深陷药物滥用泥潭，被迫卷入性交易、灰色黑工等违法犯罪之中。“东横孩子”绝非用简单的“不良少年少女”标签所能概括，而是滋生于日本家庭、教育、福利与社会治理多重失灵之中，映射出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伤痛。
危险边缘乱象丛生
　　夜幕降临，东京新宿歌舞伎町被霓虹灯光笼罩，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然而繁华背后，在东宝大厦旁的广场和路边（该区域被称为“东横”），经常能看到许多未成年人的身影。他们身着奇装异服，或席地而坐抽烟喝酒，或高声喧哗、肆意打闹。这些未成年人被赋予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称呼——“东横孩子”。在日本民众眼中，“东横孩子”几乎等同于问题青少年，而东横一带，也一直被当作必须加强管理、亟待整治的特殊区域。
　　“最近每天大概有100名未成年人待在东横附近，人数比以前更多了。”18岁的木岛未由（化名）是一名帮扶青少年的志愿团体成员，然而她从14岁起就混迹东横一带，被迫以性交易谋生。
　　木岛向日本媒体表示，初中时期因不堪父亲家暴离家出走，后来想多赚些钱被诱骗至歌舞伎町，可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好。“当时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20万日元，但14岁的年纪只能拜托认识的牛郎租住公寓，结果赚来的钱全部被抢走，甚至医疗保险证也被对方控制，根本无法反抗。”
　　在歌舞伎町的酒店街区，随处可见从事街头性交易的女性身影。其中大多是年轻女性，也不乏样貌稚气、看上去只有初高中年纪的少女。“现在的歌舞伎町，还有许许多多和曾经的我一样，被人抓住把柄、被迫从事非法性交易的女孩。”木岛说。
　　除此之外，“东横孩子”药物滥用已成全国性问题，未成年人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甚至沦为犯罪工具。据报道，2025年1月，东京警方在东横区域拘留32名青少年，从一名女孩包中搜出600片安眠药，4人因服药过量送医，14岁初中生因抽搐紧急救治；近年来，还有多名未成年人参与“减肥药”等药品的违法交易。此前，一些“东横孩子”结成小团伙，对流浪汉进行暴力殴打，引发社会震动。《每日新闻》报道，一名16岁男孩因家庭矛盾离家出走，被“夜间兼职”诱骗至东京，实则被迫拨打诈骗电话。警方指出，部分青少年因冲动参与盗窃、暴力犯罪，更有被黑恶势力吸纳、走上犯罪道路的风险。
多重诱因酿成困局
　　在日本，“东横孩子”的乱象并非个例，大阪、名古屋、福冈等大城市的繁华街区，乃至一些小城市的车站前，都陆续出现了类似的未成年人聚集现象，并被命名为“某地孩子”。多项调查表明，聚集在这些区域的孩子，普遍在家庭与学校中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根据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22年版儿童和青少年白皮书》，约5.4%的孩子和年轻人表示“在任何地方都找寻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一名非盈利组织创始人表示，从2020年开始离家出走的青少年人数增多，是因为很多因疫情失业的父母，将经济压力带来的负面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2021年国民生活基础情况调查》显示，日本53%的家庭深感生活艰辛，其中育儿家庭占比超60%；儿童贫困率达11.5%，近200万名未成年人深陷贫困；单亲家庭比例12.2%，日本单亲家庭儿童贫困率高达44.5%。
　　家庭困境之外，日本校园霸凌问题的持续恶化，也让许多学生选择辍学，成为“东横孩子”与其他人抱团取暖。日本文部科学省调查显示， 2024财年日本共报告近77万起校园霸凌事件，创下历史新高。相关事件范围遍及日本3万多所学校，占全部学校的83.9%。调查还显示，日本全年缺勤30天以上的小学生和初中生达35.3万余人，同比增长2.2%，连续12年增加。
　　家庭与校园的双重困境，让东横一带成为这些未成年人的“避难所”，却也让他们陷入了新的危机。日本警方表示，在东横周边，居心不良的成年人正把少年少女当作猎物盘剥利用，实施性质恶劣的犯罪行为。在歌舞伎町开展少女保护救助活动的非盈利组织法人理事长金尻和奈指出，“东横孩子”没有一个安稳的住所和维持生计的资金，还被行政部门、学校置之不理。走到这一步，男生只能从事拉客、地下黑工等灰色工作，女生则不得不依附嫖客谋生。
现有举措收效甚微
　　有分析指出，虽然日本政府针对“东横孩子”问题采取了诸多措施，但大多数只是“治标不治本”，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消解这一社会乱象。
　　日本社会保障投入严重失衡，因对儿童的经济支持不足而饱受诟病。日本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而儿童支出仅占1%至2%，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低水平。日本研究所报告指出，儿童贫困是“绝望的连锁”，根源在于社会保障的结构性歧视，这是牺牲未来换取当下的短视政策。
　　此外，日本政府在法律层面未能向未成年人提供有效的保护。日本虽已出台《少年法》《儿童福利法》《药物滥用防止法》等相关法规，但日本针对青少年的法律以保护和教育为主，对其违法犯罪行为处罚过轻；日本法律对利用弱势未成年人牟利的成年人定罪门槛高，刑罚偏轻；日本警方的整治多为临时巡逻、口头劝导，执法过程流于形式；此外，对于引发“东横孩子”问题的家庭与校园问题，日本政府也未拿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日本政府和社会团体也曾采取措施帮助和安置无家可归的“东横孩子”。例如，东京都政府设立青少年咨询中心，由多所大学的大学生提供免费辅导，非营利组织提供临时共享住宅等等，但效果并不明显。木岛曾被儿童福利救助中心收容保护，但后续无法忍受里面的生活，便又逃回了歌舞伎町。创建了保护青少年父母协会的源秀盛对“德国之声”说，没人真正关心这些青少年，也没人主动承担责任提供帮助，导致未成年人保护沦为空谈。
　　“社会总是把聚集在歌舞伎町的这些孩子简单定性为‘不良少年少女’加以指责。”金尻和奈表示，聚集在歌舞伎町的这群孩子，根本不是单纯的问题少年少女，而是一群连“过普通正常生活”都做不到的孩子。倘若日本对“东横孩子”背后折射的深层社会原因置之不理，必将有更多未成年人走上街头，沉沦于霓虹灯下的灰暗地带，让这一社会伤痛持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