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说理：构建社会信任的桥梁

　　□ 刘树德 王义凤
　　
　　“我们的判决书，究竟应扮演何种角色？它应是宣告胜负的冰冷结论，还是承载法意、传递温度的智慧结晶？判决书的说理，是否应超越‘法条是什么’的简单宣告，进而阐明‘法理为什么如此’，并指引‘社会应向何处去’？”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三级高级法官张娜瑞所著的《判决说理：概念、困境及因应》直面判决说理的痛点与难点，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为提升裁判文书的说理和社会影响力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工具，可以说为裁判文书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唯愿每一份判决，都能成为信赖的基石，为法治中国的航船，注入一份沉静而坚实的力量。”张娜瑞基于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与行动学方法论，结合自身多年的司法实务经验，从方法论、规范依据、外部制度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判决书说理困境之缘由，并提出对应的完善建议，力求系统地解决判决说理的症结。笔者深感，相较于其他判决说理的著作，该书最大的特征在于结合了张娜瑞长期从事审判工作的实践经验，从而为揭示束缚法官进行充分判决说理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内部”视角。此外，该书回答了长期以来学界和实务界针对判决说理不充分存在的各项疑问。
　　“裁判文书说理涉及彰显司法公正和维护司法权威，关乎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可谓小中有大、意义重大。”张娜瑞认为，从“内部—逻辑”的角度来说，判决说理是司法赢得公众认同的方式，法官可以展示他们的判断是如何基于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得出的，进而增加判决的公正性、公平性以及可接受性。从“外部—功能”的角度来看，判决说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司法机关通过解决纠纷、社会控制等对妨碍社会分工合作的行为进行矫正，从而维护一种整体的社会秩序。作者在书中借鉴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哈耶克关于一般性规则和自发秩序的观点，通过对法律三个层面的互动——原理层、结构层和应用层的分析，展示了法律不是一个静态的规则集合，而是一个动态的、互相作用的体系。其旨在促进社会合作的秩序，也即促进自发秩序的生成。作者认为，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为理解法律的多维结构、在解释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如何通过法律的框架得以协调一致方面提供了理论支撑。
　　通读此书，笔者对采用经济学视角看待判决说理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感悟。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和自发秩序的引入与论证，在判决说理场域下，重点是弥补以往判决说理忽视当事人诉求、忽视个案具体场景的抽象说理等不足。为此，判决说理需要尊重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对合同双方权利义务所做的分配。法官需要利用一般性规则，为自由个体的自主决策划定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边界，发挥判决书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
　　对于判决说理的困境，不能一味地苛责裁判法官。人是环境的产物，要深入分析判决说理困境的原因，既需要考虑体系内的技术因素，也需要审视外部制度的影响。“如果不允许一个人从他的理性行为中获益，那么他行事比其他人更理性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作者对实务中限制法官判决说理的主客观因素进行阐释，为读者深入理解判决说理困境提供了制度维度的视角。
　　“事实上，任何理论都不可能解决人类所有的理论和实践难题，但只要其推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哪怕只是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所在，那么也是应当予以正面评价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及解决问题方案的基础上继续前行。”针对方法论、规范依据、外部困境这三类缺憾，作者提出了相对应的完善建议。首先，方法论层面：法官和社会公众应积极学习行动学方法论及经济学理论。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以其对主观价值理论、市场机制、个体选择与偏好的深刻洞察，为法官在处理经济相关案件时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深刻的分析框架。此外，公众学习相关知识对于提升全社会的法律和经济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其次，规范依据困境的解决需要强调法律原则的应用和灵活性，促进法律与社会进步的同步演化。最后，面对不合理的评价与激励机制，需要取消不合理的制度束缚，重视法官的个性化评价，从而促进评价机制的自发生成。
　　一言以蔽之，判决说理不仅是阐述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重要手段，其集中于具体纠纷的解决，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而判决说理是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接受，关乎司法权威与公信力。作者对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借鉴、一般性规则的引入，非但不是强调主观判断的重要性，反而是对长期法律实证主义影响下忽视“人”之主体性问题的揭示。
　　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是法律实证主义，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和局限性，我们所能做的，是在分析各自的利弊之后，扬长避短，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作出一些微小的贡献。相信每位读者都能在此书中，了解判决说理的困境，看到法官们对于改善判决说理困境所作的努力。循着他们的脚步，法律职业共同体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为判决说理本土化之路添砖加瓦。
　　（作者分别系湘潭大学法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