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响与现实警钟

　　□ 本报记者 苏宁
　　
　　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来，日本极右翼思潮正呈现全面复苏的危险态势。从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开始酝酿的系统性右倾政策，到高市早苗上台后的急剧右转，战后长期蛰伏的极右翼势力已从政治暗流走向前台，开始登堂入室。日本极右翼思潮植根于其传统文化与历史基因之中，具有极强的顽固性与破坏力。要真正认清它的本质并保持高度警惕，就必须回到历史深处，深究日本极右思潮传承与变异的内在逻辑。
历史文化中产生
　　日本极右翼思潮的底色可追溯至江户时期的水户学。水户学以“尊皇”为精神核心，在“大义名分”的旗帜下，将天皇塑造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明治维新后，后期水户学建构的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论”，成为明治政府巩固统治、凝聚民心的重要思想资源。明治政府通过建立国家神道、颁布《教育敕语》等制度性举措，将水户学所开创的国体思想与尊皇理念吸收并升格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进而逐步系统化为“皇国史观”。它以“万世一系”的天皇崇拜为原点，以日本至上、对外扩张为逻辑延伸，成为此后所有右翼思想和行动的精神底色，为一切极端行为提供了效忠天皇的“理论合法性”。
　　进入20世纪20至30年代，日本内外部矛盾急剧积聚。被誉为“昭和维新教祖”的北一辉主张天皇权力被官僚、财阀和内阁窃取，号召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尊皇讨奸”。在北一辉思想蛊惑下，旧陆军内部形成了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为核心的皇道派。1936年，皇道派发动“二二六兵变”，以“尊皇”之名起事，却恰恰触怒了裕仁天皇。兵变被镇压，皇道派遭彻底清洗，北一辉被处死。然而，皇道派的覆灭非但没有终结极右思潮，反而催生了一个更加沉着而危险的角色——以石原莞尔、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统制派在清洗皇道派后全面掌权，将极右思想从躁动的暴走升级为精密的统治与战争哲学，在“总体战”体制名义下将整个日本社会打造成一部战争机器。正是这种“理性”，使统制派有能力发动一场持久、全面且极端残忍的侵略战争。
　　从更深层次看，极右翼思潮在日本的产生发展，与日本特有的历史文化土壤密不可分。
　　日本存在一个关于天皇神性和血统延续的“政治神话”。纵观日本历史，院政的出现、武士的崛起以及历次动乱、政变，均系围绕天皇血脉的正统性展开角逐。天皇不仅是精神权威，更是政治权力不可替代的合法性来源——从源赖朝获封“征夷大将军”，到丰臣秀吉接受“太政大臣”官职，再到德川家康以《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将对将军的任命制度化，政治野心家之所以争夺“尊皇”的解释权，正是因为天皇握有赋予统治合法性的最终权力。
蛰伏中潜滋暗长
　　极右翼思潮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本应随1945年的战败而被彻底清算。但事实是，它非但未曾消亡，反而在战后蛰伏数十年，最终在21世纪卷土重来、登堂入室。
　　二战结束之初，美国拟对日本进行彻底的民主化与“非军事化”改造，包括废除天皇制和追究战争责任。但随着冷战铁幕落下，美国对日政策发生一百八十度急转弯，不仅保留了天皇制度，还大规模停止了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最具象征性的人物便是岸信介——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他不仅未被严惩，反而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此后，其外孙安倍晋三及其思想继承者、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成为当今日本极右翼政治的核心代表。与此同时，战前庞大的官僚体系、财阀、政治势力基本被保留下来，日本战前与战后之间的联系从未被有效切断。
　　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战后右翼势力以更加隐蔽、迂回的方式潜滋暗长。明面上，日本宣示坚持和平主义；暗地里，否认侵略历史、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暗流从未止息。1995年，战后50周年之际，时任首相村山富市最初的目标是在国会通过一项反省历史的“不战决议”，却遭遇自民党内保守势力的巨大阻力，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约半数议员共计251人缺席投票。最终，村山不得不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之顽固可见一斑。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政府百般辩解，但就连著名保守派思想家香山健一也承认，靖国神社是明治维新后国家神道的产物，“是日本的侵略、殖民以及军国主义的象征”，与传统多神教的神道教存在本质区别。
　　战后右翼势力的各个支流最终汇集在“日本会议”这一庞大的伞型组织之中。作为日本最大的右翼组织，“日本会议”拥有约3.8万名会员，成员涵盖议员、地方首长、神道人士、财界要人，通过政治献金、选票动员和立法游说深度影响国家政策走向。高市早苗就是这一组织的核心成员，其政治理念与“日本会议”的目标高度重合。可以说，“日本会议”已成为右翼思潮从思想意识转化为现实政策的关键枢纽。
现实中全面复苏
　　如果说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是极右翼政策的蓄势期，那么高市早苗上台后，极右翼势力则进入了全面爆发的快车道。特别是在众议院选举大胜之后，高市政权中来自党内和社会的制衡力量失灵，极右势力抓住时机在各个领域同时发力。
　　极右翼势力之所以迎来这一历史机遇，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已到了临界点。1990年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经济长期停滞、实际工资不见增长、少子老龄化加速、社保体系濒临极限。日本从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跌落至第四，且被继续超越已是大概率事件，国民的不安与无力感形成深厚的社会心理土壤。与此同时，自民党内金钱政治丑闻反复上演，“政治与金钱”问题屡屡失信于民，国民对自民党早已缺乏信任。然而在野党同样令人失望，既无法提出可信的替代方案，也深陷内斗与碎片化泥淖，国民面对的是“无人可选”的政治困境。
　　高市早苗正是精准利用了这种政治真空。她以女性、勤勉、平民出身为个人形象卖点，将社会不安巧妙转化为对外恐惧和民粹激情。她将日本“没有未来”归因于“邻国威胁”、“自虐史观”、“战后束缚”和“外国人犯罪”，而其作为极右翼政治代表的真正危险却暂时得以掩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将外部威胁绝对化以凝聚内部认同的动员方式，与战前“国难当头”的论调在逻辑结构上有着惊人的同构性。
　　高市早苗获得超高支持率后，制衡机制开始系统性失效。在野党的反对沦为形式，自民党内中间势力的牵制也几近瓦解，全党被裹挟着跟随极右翼势力一路狂奔。
　　在政治领域，历史修正主义进一步抬头，否认侵略罪责、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大行其道；在军事领域，修宪扩军集中爆发，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愈发明目张胆；在经济领域，国防预算连年攀升，所谓“经济安保”成为推动阵营对立、拉帮结伙的政策工具；在社会领域，排外思潮被公然纵容，外国人犯罪个案被刻意放大以制造威胁恐慌。近期“闯馆事件”的发生，表明这种政策取向正在对国际法和外交秩序构成直接冲击，日本自身也开始承受反噬。
　　回顾历史，当前日本呈现出诸多与战前高度相似的征兆。当国会、媒体、国民等一切制衡均告失效时，历史悲剧便有可能重现。认清极右翼思潮的本质并保持高度警惕绝非杞人忧天，而是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现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