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许再醮

　　□ 钟 燃

　　据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记载，绍兴二年（1132年），临安，年近五十的李清照，在病中作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再嫁。彼时，靖康之变已过五年，山河破碎，故夫赵明诚病逝三年，许多金石书画在流离中散尽，唯余一身病骨、一腔愁绪。张汝舟踏着甜言蜜语而来，像是乱世里最后一根浮木，她未加分辨地去抓。然而百日未满，浮木变成枷锁。张汝舟觊觎的不过是赵明诚遗留的古玩器物，发现所剩无几后，便露出拳脚相加的狰狞面目。
　　李清照没有沉默。她做了一件在礼法纲常下近乎“自毁”的事——告发张汝舟伪造履历骗取功名。按《宋刑统》，妻告夫，即便属实，亦须徒刑两年。她明知这一告，自己也要身陷囹圄，却毅然投状。张汝舟被除名编管柳州，李清照依律入狱，幸得翰林学士綦崇礼营救，九日后获释。李清照在《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中坦然道尽婚后险境，直言两人才学相去甚远，怎忍以晚年之身匹配庸才？她没有遮掩，更没有悔愧。她何以能“曲线脱身”？这背后，是宋代法律为女性留下的一道缝隙。
　　《宋刑统·户婚律》写得明白：“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又规定“夫出外三年不归，亦听改嫁”。宋真宗时更下诏，丈夫转移财产逃亡致妻子无法自给者，妻子可单方离异。《名公书判清明集》里，因丈夫无力赡养或遭夫家亲属侵害而判离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李清照的情况不同——若直接诉离，则缺乏上述法定理由。于是她借用另一条规则：丈夫服刑外地，妻子可以提出离婚。她告发张汝舟，从而让自己获得解脱。这种迂回中的精明，是宋代女性在法律框架内迸发的能动性。她甚至得以保全赵明诚留下的文物，因为宋代法律承认妻子的嫁妆及婚后共同财产权益，不因改嫁而自动丧失。
　　“醮”本意为婚礼上酌酒祭神的仪式，“再醮”即再嫁。“亦许再醮”四字，道出了宋代法制对女性婚姻自由的一定程度认可和保护。这份自由，至少包含三个维度：再嫁权——寡妇改嫁不受强制约束；离婚权——妻子可主动提起诉讼；财产权——婚姻变动不轻易剥夺妻财。当然，这远远不是男女平等，不过是父权与夫权重压下透出的一缕微光。但正是这缕光，让李清照在乱世晚年，还有挣扎的余地。
　　这段公案，明清文人曾费尽心思“辩诬”，试图证明李清照从未再嫁。然而在宋代，再嫁本身没有那么不堪，社会舆论还算宽容。宋太祖赵匡胤曾主动下诏，将新寡的妹妹燕国长公主改嫁大将高怀德，史官记之，语气平常。范仲淹幼年随母改嫁，发达后订立《义庄规矩》，其中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再嫁女亦得优待。理学家程颐的侄媳王氏守寡后归宗改嫁，程颐未置一词。皇家、士大夫、理学家尚且如此，民间更不以再嫁为耻。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李清照的后半生，写尽了一个女性在乱世中的漂泊和艰辛。然而，即便在暮年，即便身陷病榻与囹圄，她仍能借法律的微光挣脱不幸的婚姻，保全前夫的遗业。这看似李清照个人不幸中的万幸，实则是宋代法治文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