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中的婚姻家庭说起

　　□ 杨敬之

　　《诗经》由风、雅、颂三大部分构成，其开篇之作《国风·周南·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经典诗句流传千古。人们多将其解读为一首爱情诗，认为其意在描绘男子在河边偶遇采荇女子、心生爱慕的场景。但据学者研究，这首诗实则是婚姻典礼上的乐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传递的，是对气质高雅的女子成为君子佳偶的期许。
　　周人极为重视婚姻，在婚礼之上，伴着钟鼓笙箫唱响此诗，既祝福新人琴瑟和鸣，也祈愿家族人丁兴旺。时至今日，笔者参加的亲友婚礼中，中式婚礼多播放《最重要的决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等流行歌曲，西式婚礼则常用《婚礼进行曲》《千年之恋》等曲目。如今国潮之风盛行，若能在婚礼上奏唱《关雎》，时空感会被拉得很久远，一定别具韵味。
　　古代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传统在《诗经·氓》中亦有体现。诗中写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一句“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清晰印证了当时媒妁之礼的重要性，也说明婚姻缔结有着一套规范的礼仪流程。在古人看来，婚姻绝非男女二人的私事，而是“合二姓之好”的大事。
　　在周朝，通婚不仅让不同族群建立起血缘联系，更在王朝统一与文化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尊崇周礼，儒家思想也高度重视夫妇之道，认为人伦秩序始于婚姻关系的缔结。《中庸》有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意是说，君子修身之道始于夫妇相处之道，若能臻于至善，便能通达天地之理。
　　传统文化始终将婚姻视为家庭之始，而家庭本身也是重要的经济组织。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在私有制社会里，家庭是社会经济单位，承担着财产传递与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功能。在财产继承问题上，不同国家和社会形成了各异的制度——无论是诸子平分还是嫡长子继承制，都对社会结构乃至特定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家庭是以夫妻关系为核心，还是以亲子关系为核心？这一问题在现代社会尤为值得关注。1927年，社会学家潘光旦发起了中国社会学最早的一次家庭问题调查，其研究认为家庭的中心是子女。而《周易·序卦传下篇》早有明确论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这段文字清晰展现了万物演化的逻辑：两性关系的出现开启人类社会，婚姻制度作为伦理关系的起点，衍生出血缘性的父子关系，进而确立家庭基本结构，再将家庭伦理延伸至政治秩序。夫妇关系的恒久稳定，正是伦理关系持久的基础，由此可见，古人尤为强调夫妻关系的重要性。
　　现代社会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双方可自主缔结婚姻。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便是1950年5月1日起施行的婚姻法。该法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四项基本原则。此后，婚姻法历经多次修改，最终纳入民法典，列为婚姻家庭编，上述四项基本原则得以延续。我国宪法也专门对婚姻家庭给予保护，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这一条款将婚姻与家庭并列，既有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也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随着社会发展与人们观念的变迁，社会中不仅有单亲家庭、祖孙家庭等形态，还存在不少一人家庭。借助辅助生殖技术，有的单亲家庭自始便不存在婚姻关系。法律并非人为发明，而是从社会生活中自然生长而来。随着婚姻家庭形态的不断变化发展，宪法法律对婚姻家庭的保护，必将形成更科学的规范体系、发展出更丰富的规范意涵。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