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响》与贝叶斯推断

　　□ 刘星

　　《回响》是一部小说，讲述女警破案，且破案时还要“破解”丈夫是否有外遇的故事。主线的思考叙事，大体是贝叶斯推断，即根据所获信息，调整概率判断，作出认定。小说好看，疑问迭起，细节缠绕，又线索清晰；尽管结局有些意外，但合情合理。
　　笔者分析《回响》，并梳理其中与法律有关的贝叶斯推断，有两点理由：2023年，《回响》获茅盾文学奖，属上乘分析样本；内容是侦破，案犯、丈夫双线平行且彼此映照。
双线交织的情节脉络
　　先说《回响》的主要内容。
　　一名年轻女性被杀。嫌疑人若干，可称A、B、C、D。所谓破案，即寻找证据，不断参考和排除，以求认定案犯。此案复杂，一番周折之后才捕获动手真凶——但动手真凶在A、B、C、D之外，且疑似精神疾病患者。
　　令人惊讶的是，女警破案之际，发现丈夫与被害女性有空间交集，另有开房记录，于是开始“双线侦破”。丈夫有理由被质询：他是文学教授，心思活泛，和其他女性关系模糊。当然，每次发现证据，女警会排除、保留，然后继续追证。但也因聪明过人，女警在怀疑中自我折磨。结局是：案子破了，可女警离婚了。
　　再说贝叶斯推断。
　　《回响》用这种推断展开叙述，并不新奇——通常推理小说，均以此为能事。但从一个点，即女警推断，发散至破案和“破情”两个方向，且有节奏地凭这种推断交织形成“回响”，是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
　　说起这种推断，我们应该都很熟悉：走在街上，拜会朋友，工作交流甚至谈情说爱等，无不需要。如果没有这种推断，真是糟糕透了。贝叶斯推断，实质上是概率估算的逼迫：只要面对世界，就会遇到不断的“可能”，而这些“可能”容易使自己变得心里没底。要生存和做事，我们只能根据得到的信息，探求概率答案，以持续适应环境。
　　想来，《回响》的作者是得意的——能这样写故事，应是极为兴奋的。因为在他笔下，女警的贝叶斯推断，融于情感生活的类似推断，以及其他社会普遍化的类似推断之中。这是有趣的混合迷宫，促人想象，很可能引来读者全神贯注的参与。
　　笔者正是被这个故事吸引的人之一。接下来，要讲讲情节的关键之处。
　　第一，年轻女性为何被害？她是A的情人，逼A离婚，但A拒绝。两人开始博弈，A的原配亦被卷入；而B是A的亲侄，见事态发展，揣测A的意图，展开谋划。
　　第二，C出现，是因为B的计划与联络。B让C将年轻女性“送走”；C承诺让年轻女性离开A，费用不菲。同时，C又出于情感寂寞，对年轻女性上心，遂为其献策，上位替代A之原配——C似“双面间谍”。D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供职移民中介，可伺机安排年轻女性出国——“送走”，故C委托D办结。但D找了1名务工人员，支付1万元酬劳，意思是让其“搞定”年轻女性；最终精神有障碍的务工人员，认为“搞定”是杀人，然后作案。打紧的是，这些过程的证据，扑朔迷离，出乎女警预料。
　　第三，女警丈夫被疑出轨，事出有因，但来龙去脉不清，似有非有。他无法解释为何开房，为何特意为一位女作家写评论。就连女警为其买了新内裤，其依然不换旧内裤，都被其解释得像是“做贼心虚”。但女警始终没有真凭实据。所谓“双向侦破”，起因是刑案刚发生，女警即在录像中发现，被害女性曾似在酒店等人，背后正是她的丈夫。
　　第四，因持续判断信息，矫正概率方向，加之被丈夫的出轨嫌疑扰乱心绪，也需信息甄别，女警身心俱疲。她怀疑很多人，还怀疑自己，精神近乎崩溃。但她顽强不弃，最终破案，圈定A、B与那名务工人员为共犯。同时，她也离婚了，偶有对“青年”同事动情。
　　当然，还有其他情节可列，但上面四点足够。它们给人的印象是：人物的行动带动了人物的推断，而同样后者推动了前者——世界的概率逻辑，本身便如此。更重要的是，小说开始展现的女警干练形象，似渐消匿于这些关键转折中。
贝叶斯断案存在的悖论
　　问题是什么？
　　稍后作回答。先说我们习惯怎样理解。我们会习惯性地问：女警象征的法律意义的贝叶斯推断，与社会普遍存在的一般类似推断，彼此是什么关系？
　　不难理解，女警群体的出现，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人们需要该群体，探剿邪恶。当该群体成为职业、专业、行业时，其行事方式会特定化。尤其是随着科技工具发展，如指纹采集、血液分辨、DNA检测、人脸识别等，行事方式会与普通人渐行渐远。随之而来的思维方式，亦有类型化。所以，女警式的贝叶斯推断，与社会一般化的类似推断不同且技高一筹——比如自己丈夫、其他嫌疑人，还有动手真凶。
　　这是对现代性的认识——直线前进、由低至高的社会发展观念，现代职业、专业、行业的呈现是其表现之一。它对吗？应该对，但也有疏漏。有些社会分工的产物，比如工业社会的精密制造、芯片研发带来的“推断”门槛，清晰明确。有些似乎并非如此，诸如刑侦之类的贝叶斯法律断案。它想建立“推断”门槛，让外行望而却步，但往往不得不与“外行”的日常推断彼此交织——不是因为专业性失效，而是因为法律面对的世界，本身就与日常经验密不可分。前面女警的侦破操作，正是一个缩影。
　　除此之外，带有现代性特质的贝叶斯理性断案，还存在一个悖论：它得出的结论，有时可能源于意外，甚至会出现自我溃陷的情况。女警最终认定精神疾病患者为存疑凶手，而她自身也深陷精神迷失、婚姻破裂、难以掌控个人情感的困境，这就是这一悖论的具体表现；同样，她的丈夫、案件中的各类嫌疑人，以及真正的动手凶手，也都存在类似的困境，无一例外。
　　因此，女警象征的法律意义的贝叶斯推断，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般类似推断很是接近——与其说不同、技高一筹，不如说实为后者的一部分。后者拥有的变化系谱，前者并不乏见。也因此，卡夫卡式的法律理性——沉闷、微型变异——未必让人安宁，这毋庸置疑。
理性背后的尴尬与坚守
　　说到这里，该讲问题是什么了。
　　问题是：《回响》中女警的干练形象，为什么逐渐消匿于前述所有场景？贝叶斯推断的核心在于，当谋求事成，势必依赖已有信息的储存和更新，但储存和更新总处于时间线上。时间推移，信息将会变化，概率决定也随之变化。也因此，为求事成可能事与愿违——女警破案成功，但真凶却疑似精神疾病患者。精神疾病患者象征着理性的成本付出或许收益甚微。成功，还可能消融于并行的丈夫出轨一事的理性证实、其他嫌疑人疑点的理性证实。这一证实，可能会以离婚收场，或者表明女警自己本身也未必是理性的——与“青年”同事的情感纠缠不清，也可能会以无法证实某些嫌疑人的事实收场。
　　贝叶斯推断是我们应对日常的基本思维方式。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不会因为社会分工、社会演进，包括工业社会的科技进步而有改变。它带来了理性的骄傲，也带来了理性的尴尬。但，理性是永恒的。
　　所以，《回响》最后提到：女警女儿，天真又认真地说，自己以后也当女警，继续破案。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漫画/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