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治理视域下的法治文艺价值与实践

编者按
　　前不久，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犯罪学学会、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法治文艺专业委员会指导的“犯罪治理与法治文艺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法学界、文艺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法治文艺创作、犯罪治理实践、文艺作品的法治价值与社会功能等议题深入研讨，为新时代法治文艺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本报特将部分与会专家的精彩发言予以陆续整理编发，以飨读者。

　　□ 万春

　　法学、犯罪学与文学艺术，同为探究人性的学问。人们常说“文学即人学”，这话十分形象。在我看来，法学、犯罪学同样是“人学”——在探究人性本质、人的思想观念、言行举止与期望愿景等方面，文学艺术与法学、犯罪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犯罪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其产生与变异，始终与犯罪预防、治理相生相伴。犯罪的发生，既有犯罪人主观因素的主导作用，也受周边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犯罪治理与整个社会治理密不可分，推进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必然包含推进犯罪治理科学化、现代化，这也是当代刑事法学、犯罪学研究及法治实务工作的重大课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长期安全稳定，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犯罪治理创新发展功不可没。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犯罪治理模式与成功经验，是我国刑事法学界、犯罪学界的重要责任，更是推进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犯罪学知识体系的时代使命。
　　犯罪的发生、发展与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阶段性特征，与各个时期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进程紧密相关。进入新时代，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社会文明程度与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我国治安形势与犯罪态势发生重大转变：以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为代表的传统严重暴力犯罪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以妨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为主的各类新型犯罪占比持续上升，且实际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乃至免刑的轻微犯罪，持续保持在80%以上。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犯罪治理的政策策略与方式方法，除继续发挥刑罚在惩治、预防犯罪中的作用外，还应综合运用民事、行政、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管理等多种手段，实施更具针对性、实效性的社会综合治理。“治罪与治理并重”，正是结合当前犯罪发展变化规律，提出的全新犯罪治理理念。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犯罪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数量同比分别下降11.7%和13.9%，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人数从20年前的近19万人降至5.4万人，创下21世纪以来最低点，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成果。
　　推进犯罪综合治理，法治文艺具有独到功能与作用。在犯罪综合治理各项工作中，无论是打击、预防、改造，还是教育、建设与管理，法治文化、法治文艺都不可或缺。
　　法治文化是以法治为核心的文化形态，涵盖法治意识、法治理念、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能够发挥法治精神的浸润传播、培育教化作用，既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文化支撑。法治文艺则是法治文化的艺术呈现，它以文学、影视、美术、舞台艺术等多种形式，诠释法治精神、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正气、讴歌法治典型，实现法治宣传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
　　在犯罪治理领域，正是需要通过法治文艺作品的生动创作与广泛传播，增进人们对依法防范、治理犯罪的认知与意识，强化人们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与运用，厚植人们对“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信念，坚定依法同犯罪作斗争的信心与决心，同时助力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犯罪治理的良好环境与舆论氛围。法治文艺的繁荣发展，对于推进犯罪预防与社会综合治理，不仅十分必要，其已取得的成效也有目共睹。当前，《狂飙》《扫黑风暴》《第二十条》《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生命树》《惊蛰无声》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法治影视作品，在宣传法治、弘扬正气、凝聚社会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迫切需要这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优秀法治文艺作品。
　　法治文艺以弘扬法治为核心、以文学艺术为载体，其作品既需要借助悬念设计与戏剧冲突，增强可读性、可视性，也不能天马行空、脱离基本法治精神与法律框架的约束。如何处理好艺术性与法律性的关系，是法治文艺创作中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法学家、法律工作者熟悉法律规定，也希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宣传普及法治知识，但绝大多数人并不擅长文艺创作；法治文艺工作者擅长艺术创作，却大多对法律规定、法治工作缺乏深入了解。唯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走出优秀法治文艺作品的创作之路。
　　前文提到的影视作品，正是充分调动了法学与文艺两方面的积极性。一些法律工作者甚至深入参与创作过程，助力实现作品艺术性与法律性的较好平衡。现实中，部分法治文艺作品把握不够到位，主要原因在于创作者缺乏对法律规定的学习理解，对法律工作、犯罪治理的实际情况了解不深，也未充分争取法学专业人士把关，导致作品要么不符合基本法律程序甚至背离法治精神，要么脱离政法机关工作实际与犯罪治理实践，出现胡编乱造、故弄玄虚、追求感官刺激等问题。这不仅无法实现宣传法治、弘扬正气的效果，反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搭建法学家与文艺家同堂交流的平台，开展犯罪治理与法治文艺跨界研讨，无论对促进法学研究还是文艺创作，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作者系中国犯罪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