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箸代筹

　　□ 钟 燃

　　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忧惧之际，郦食其献上一计：恢复六国后裔的王位，让他们各自立国，项羽的势力自然削弱。刘邦觉得有理，急令人刻印，准备派郦食其前去分封。正巧张良入见，刘邦便把这个计策说给他听。张良闻言变色，问道：“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刘邦愕然，张良顺手取过刘邦面前的筷子，一边比画，一边列举了八条不可分封的理由——从能否制项羽于死命，到能否散财发粟、偃武修文，再到天下游士跟着刘邦出生入死图的是什么，条条都戳在要害。最后他说：如果真用了郦生的计策，陛下想统一天下的大事，就此完了。刘邦听得口中饭都喷了出来，大骂郦食其误事，赶紧让人把刻好的印信全毁了。
　　这便是著名的“借箸代筹”故事。后人常把它看作一次成功的谋略谏止，但细看之下，张良手里那一双筷子，划开的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深刻的裂痕——分封与统一，究竟该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刘邦在荥阳城里面临的抉择，更是从周到汉整整几百年间，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反复摸索、反复试错才终于看清的出路。
　　刘邦当时的犹豫，其实不难理解。在他之前，秦朝统一天下，废分封、行郡县，可不过十五年便土崩瓦解。那些六国旧贵族趁着乱世纷纷复起，天下又回到群雄逐鹿的局面。刘邦自己就是从这场乱局中杀出来的。在他的经验里，秦朝之亡，固然是因为暴政，但同时也是因宗室子弟没有寸土之封，结果天下大乱时，竟无拼死捍卫的藩篱。所以汉朝初立时，他一面沿袭郡县制，一面大封同姓王，想让自家子弟拱卫中央。
　　问题是，那些同姓王起初是刘家的屏障，一旦羽翼丰满，便成了心腹之患。汉文帝时，贾谊上书痛陈：“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他看得清楚：不是诸侯王天生就坏，是分封制本身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到汉景帝时，种子果然发芽——吴王刘濞联合六国，扯旗造反。
　　这便是分封与统一博弈的真正难题：不分封，怕孤立无援；分封，又怕尾大不掉。周朝延续八百年，终亡于诸侯坐大；秦朝彻底废分封，却亡于孤立。汉朝夹在两者之间，左右为难。直到汉武帝用主父偃“推恩令”，才慢慢解开死结——诸侯王的子弟人人有份，国愈分愈小，再也无力对抗中央。这办法看似温和，却是釜底抽薪，让分封制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空壳。
　　从张良借箸阻分封，到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再到推恩令施行，这场博弈持续了近百年。它告诉我们：“大一统”不是圣人凭空提出的理想，也不是秦始皇凭武力硬推的制度，而是无数人在现实困境中一次次碰壁、修正，最后才找到的出路。清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论及此事，有一句话说得极好：“夫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意思是分封制不能再恢复，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决定的。虽然如此，长久形成的制度要改变，也必须循序渐进。这是千百年的经验教训积累出的结论。“大一统”的进步性，就在于它让天下不再有“国中之国”。分封制下的诸侯，哪怕再恭顺，也是一个个独立小朝廷，各有军队和税收。而郡县制下的官吏，不过是朝廷派出的办事员，随时可以调换，天下真正成为一家。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毛泽东读《治安策》时曾这样赞扬贾谊。这“兵百万”不是真刀真枪的兵，而是贾谊为“大一统”献上的一套战略，这套战略从汉初张良就开始谋划了。张良手里的那双筷子，划来划去，划掉的是国家分裂的祸患。汉朝用了四百年把这条路径走通，从此以后，无论后世如何分合，“大一统”都成了国人心中不可动摇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