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典保护生态环境：中国生态环境立法的重要里程碑

　　□ 孙佑海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专家委员会委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日益凸显，分散的单行法体系逐渐显现诸多弊端：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衔接不畅，监管权责划分模糊，新兴领域法律空白凸显，难以适应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治理、协同治理、源头治理”的现实需求。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正是为摆脱上述立法困境、回应时代需求而启动的重大立法工程。生态环境法典并非简单的法律条文汇编，而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通过对现行生态环境法律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实现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系统性重构与升级，其公布将推动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成为中国生态环境立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破解立法碎片化，构建系统科学的生态环境法治体系
　　立法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是法治有效实施的前提。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通过“法典化”整合，构建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协调统一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这是其成为生态环境立法重要里程碑的根本体现。
　　一、实现立法理念的系统性升级
　　以往的单行法，多侧重某一特定领域的污染治理或资源保护，缺乏统一的立法理念引领。生态环境法典首次确立了“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基本原则，将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系统保护贯穿法典全文，实现了“主动保护”“系统治理”的理念升华，为我国生态环境立法提供了统一的价值遵循，引领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向系统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二、完成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整合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采取了适度法典化的模式，分三类情况分别处理。第一类情况：将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等10部相关法律经编订纂修，全部纳入法典。法典公布后，这10部法律不再保留。第二类情况：将现行的有关生态要素、生态系统方面和循环经济、节约能源等方面的20余部法律，择其要旨要则纳入或者体现到法典之中。这些法律在法典公布后将继续保留。第三类情况：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和、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的法治需求，在目前尚未制定专门法律的情况下，在法典中作出一些原则性、引领性规定，以体现法典的时代性、前瞻性。一方面，总则编作为“公因式”的提取，明确了生态环境的定义、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监管体制等核心内容，为各分则编提供统一指引；另一方面，分则编按照“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的布局，分别规范不同领域与生态环境开发利用保护相关的行为，实现了“总则统领、分则细化、整体协同”的体系架构。这种整合并非简单的条文叠加，而是对法律规范的重构与优化，使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从“分散立法”走向“体系立法”，改变了以往多法并存、重复冲突的局面。
　　三、填补新兴领域的立法空白
　　生态环境法典立足前瞻性立法思维，首次将绿色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安全等新兴领域纳入法典规范，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建立碳达峰碳中和、碳排放权交易、温室气体减排等核心制度；针对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电机组叶片等新能源废弃物的爆发式增长，法典强化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让动力电池生产企业不仅要管“造”，还要管“收”、管“用”、管“废”，确保绿色产业从诞生之日起就走上规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填补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立法空白。同时，法典对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新污染物治理、环境公益诉讼等新型制度进行系统整合，实现了生态环境立法与时代发展的同频共振，为新兴领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彰显了我国生态环境立法的前瞻性与创新性。
　　完善核心制度，构建权责清晰的生态治理机制
　　制度是法治的核心，生态环境法治的效能发挥，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合理、权责清晰、刚性有力的核心制度体系。生态环境法典在整合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对核心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完善与创新，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刚性有力的生态治理机制，这是其成为立法重要里程碑的核心支撑。
　　一、明确统一的监管体制，破解权责交叉难题
　　生态环境法典确立了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体制，细化了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的权责边界，建立了跨区域、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同时，法典将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评价、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规范化，破解了以往权责交叉、责任悬空的监管困境，实现了生态环境监管的规范化、科学化。
　　二、整合核心治理制度，形成科学治理体系
　　生态环境法典以“预防—管控—救济—修复”为逻辑主线，整合排污许可、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生态修复、损害赔偿、环境公益诉讼等核心制度，形成科学的治理体系。一方面，强化源头预防，将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作为核心管控手段，明确排污许可的核心地位，规范环评、监测、执法、法律责任全流程，实现对污染物排放的全过程管控；另一方面，完善救济与修复机制，细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规则，优化检察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与程序衔接，建立生态修复的长效机制，实现“污染治理、生态保护、损害赔偿”有机统一。
　　三、强化法律责任刚性，提升法治威慑力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法律责任的刚性是法律实施的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对法律责任体系进行了统一与强化，按违法类型、危害后果、主观过错统一处罚基准，强化按日连续处罚、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刚性手段，加大对数据造假、环评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同时，强化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衔接机制，避免重复处罚或处罚漏洞，实现了“过罚相当、权责统一”。法律责任体系的完善，大幅提升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威慑力，为生态环境法律的有效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引领价值转型，彰显新时代生态保护的法治担当
　　立法不仅是制度的构建，更是价值的引领。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不仅完善了生态环境法治体系与核心制度，更承载着新时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追求，引领全社会生态环保理念的转型，彰显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法治担当，这是其成为立法重要里程碑的精神内核。
　　一、彰显“预防为主、生态优先”的价值导向，推动发展理念转型
　　生态环境法典将预防为主、生态优先作为重要原则，贯穿法典的每一个章节、每一条条款，打破了以往“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理念，确立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发展逻辑。这种价值导向的转变，不仅体现在法律规范的设计上，更将引导各级政府、企业、公民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价值引领。
　　二、强化“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凝聚生态治理合力
　　生态环境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公众参与是生态治理的重要力量。生态环境法典专门细化了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明确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规定了环境信息公开、公众意见征求、举报奖励等具体制度，为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途径。这种制度设计，能够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凝聚政府、企业、公民的治理合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治理格局。
　　三、对接国际环境法，展现中国生态治理的大国担当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合力协同治理。生态环境法典立足全球视野，积极吸纳国际环境法的重要经验，将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等重大理念融入法典内容，明确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国际义务，推动国际环境义务向国内法转化。这种立法安排，不仅完善了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更展现了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提升了我国生态环境法治的国际影响力。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与实施，是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重大意义不仅体现在立法形式的创新与法律体系的完善，更体现在制度构建的突破与价值理念的引领。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施行，并非生态环境立法的终点，而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新起点。未来，随着法典的施行，还需进一步完善配套法规规章、强化执法司法力度，确保法典的各项规定真正落到实处，以推动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为强国建设和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