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敖翔的“京范儿”

　　□ 刘星

　　敖翔，北京交警。因执法小视频，成为“网红”。一线交警，家喻户晓是应该的，其执法工作也会受益。“京范儿”，指他执法时语言表现风格——既幽默风趣，又利索直接。
　　为什么写他的“京范儿”？
　　因为人们容易认为，执法要团结、紧张、严肃，至于活泼，应该是多余了。但敖翔把“活泼”加上去，带着北京人说话的劲儿，使新时代的执法别具一格。
　　以下是一段敖翔执法时的对话——
　　敖翔：知道这摩托车不能上五环主路吧？
　　当事人：本来不想上五环的，没想到就走这么一回……平时不上五环，真的。
　　敖翔：这就是缘分。
　　当事人：投机了。
　　敖翔：对，下次就别走了。主要是摩托车走这儿，它也不安全。
　　当事人：是是是。
　　敖翔：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100元计1分。
　　当事人：好嘞。不会给我发抖音上去吧？（当时有人录像）
　　敖翔：你这是配合工作的，发抖音，评论区也是表扬你的。
　　对话看下来，“缘分”“配合工作”“评论区表扬你”，显然是幽默风趣；“违反禁令标志，100元计1分”，就是利索直接。
　　这执法合适？仅利索直接，不好？
　　嗯……这要讨论一下。
　　第一，可以发觉，上面的对话，形成了一种“诙谐”的氛围。当事人说，“本来不想上五环的……真的”。“真的”两字，作为结尾，在北京人说话中好像对方怀疑他似的，类似“装”——诚恳的那种。而敖翔接住话了——“这就是缘分”，一句话说得俏皮。
　　接下来，敖翔不含糊：“违反禁令标志，100元计1分。”当事人却问：“不会发抖音吧？”这是还想聊聊，敖翔又活分地接：“发抖音，评论区也是表扬你的。”
　　这个氛围有趣。当事人应该是带有几分乐意，接受了处罚。
　　第二，这次执法过程，无疑包含了“惩教”元素。但它没有使人觉得，遇到了单纯的惩教，甚至可说，惩教融于自然。有时，当事人未必沮丧，也许并不在乎“100元1分”，但很可能喜欢敖翔的劲头。因为，这种活泼，让“严肃执法”变得像是使人喜欢听的一堂课。
　　有时，当事人生活不易也会被敖翔所同理。比如，大货车司机起早贪黑拉货，很是辛苦，不注重车牌的干净清晰，偶尔有意遮掩（对付公路录像）。敖翔会通过这种氛围的营造，来缓解对方焦虑的情绪，并指出不当，该罚则罚。他经常说：“大家都不容易，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但要守法，是不是？”
　　从抽象的角度说，敖翔的执法方式触及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执法不仅是规则的适用，也是情绪的调节。法律条文解决行为边界，而执法过程却同时处理人的情绪反应——紧张、羞愧、抵触、防御。若只完成规则宣告，而忽略情绪管理，执法的社会效果便可能打折。敖翔的“京范儿”，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情绪治理技术：在不削弱规范严肃性的前提下，缓冲情绪张力，使规则更容易被接受。
　　于是，人们可以感受到，惩教于无声处实现了。
　　第三，这种情绪调节的方式，还带来了“警民情谊”的搭建。这一搭建，有赖角色转换。在前面的对话中，当事人敢和交警如此往来，可见信任。信任在于淡化“官民之别”。同样，敖翔顺势接话，犹如邻家，这也是在淡化彼此身份，不使自己愣愣地威严在上。随之而来的是，相互理解的情绪相望。角色转换的意义，是执法过程促进自觉自愿的守法，使人们易产生共建秩序的心境。
　　“警民情谊”，使法律事业——有如人们说过的那样——成为全民事业。
　　如此看，敖翔的执法难说不合适。实践表明，它有时比仅利索直接要有意义。那么，敖翔怎会有此能耐？
　　这有天赋成分。他是北京人，打小就说“京片子”——儿化音、俏皮话、逗乐子。另外，他喜欢听郭德纲的相声，看周星驰的喜剧。郭、周两人的作品，体现的特色均在于平面、碎片、现场的乐趣激发，也就是强调即时效果与节奏感。这意味着，生活看上去是什么，就表现什么，不刻意赋予宏大意义。“俗”也好，“无厘头”也好，要点在于让人自然爽快地欢笑。这在人们情绪低落、内心压抑、遇事不顺时，能带来一刻欢喜。这和“京片子”的特点，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敖翔还说，他是“捧哏”。意思是，不少时候，当事人是“逗哏”。敖翔谦逊。读者朋友知道相声的“逗哏”和“捧哏”的关系——前者主述故事，后者配合穿插，形成笑感推进。敖翔对此很有领悟。他似乎将“捧哏”增加了分量。在上面的对话中，你会觉得，他有捧哏的劲儿，也有逗哏的范儿。他将原本不分主述故事和配合穿插的“京片子”揉了进去。因为，他要执法，干利索直接的事，但配合穿插的“捧哏”会影响“利索直接”的要义。也因此，适度提升“捧哏”的能量，可让执法更能借助乐点，在捧哏和逗哏之间顺势突出。这个技术点，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敖翔执法时，一切都看起来那样“丝滑”。
　　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看，执法本身具有某种“表演性”。规则并非静止存在，而是在具体的场景中被呈现。语气、姿态与节奏，都会影响规则的理解方式。敖翔在“捧哏”与“逗哏”之间的转换，实际上是在重塑执法现场的结构：既保持权威，又生成互动；既主导节奏，又允许参与。执法因此不再是单向宣告，而是结构化的交流。
　　显然，敖翔为他的“京范儿”执法，准备了好手。他利用原来的“京片子”，借用郭德纲、周星驰的平面、碎片、即时的乐趣激发，结合经调试的相声“逗哏”“捧哏”机制，降低了执法的社会接受成本，颇具启发意义。这提醒人们注意：说笑——不是刻意的那种，而是自然流露的那种，可成为法律适用的好帮手。
　　这种降低社会接受成本的能力，并不仅有技巧层面的意义。其也触及了法治运行的一个深层问题：规则之所以有效，不仅因为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也因为它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可接近、可理解、可对话的面貌。强制确保服从，亲和促进内化。
　　说到能耐，还要提到敖翔对法律的一个锐见。他曾形象地说，“交通法规是根画笔，将人们的道路交通行为——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画出了有线条的范围”。这足能体现他对法律可视化意义的敏锐洞悉。不用怀疑，他的“京范儿”执法，看似只是幽默风趣和利索直接的简单组合，实则还与对法律的准确感悟有着关联。
　　当然，敖翔的“京范儿”执法方式不多见。它有地方性，但其蕴含的精神却能以点带面。谁会介意被执法时，会心一笑呢？这种会心一笑，事实上是一种秩序被温和接受的信号。法治若在威严之外，还能保留几分人情与幽默，就会更容易走进日常生活。
　　整体上看，敖翔的“京范儿”所展示的，其实并非地方趣味，而是一种执法的可能方向——在规则不退让的前提下，让规则更可亲；在权威不削弱的前提下，使权威更可感。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漫画/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