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法治
|
|
□ 际文
2025年12月10日，澳大利亚《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正式生效，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的国家。这项被总理阿尔巴尼斯称为“让家庭夺回家长权利”的政策，旨在屏蔽有害内容对未成年人的侵蚀，却在落地首月就陷入“成效有限、争议频发”的困境。有报道指出，这场以“保护”为名的“一刀切”禁令，非但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暴露了简单化治理思维与复杂网络生态之间的深刻矛盾。
禁令沦为“数字猫鼠游戏”
“把生日改到2008年之前，注册页面直接通过，连个额外验证都没有。”13岁的阿希尔向媒体展示了他重新激活的Instagram账号，语气中带着一丝戏谑。禁令实施首月，这样的“破解”场景在澳大利亚青少年群体中已成常态，看似严苛的年龄限制，在简单的规避手段面前不堪一击。
按照法案要求，Facebook等10家主流平台需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成年人注册，违规者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合2.32亿元人民币）巨额罚款。但法案并未明确“合理措施”的具体标准，导致各平台执行方式五花八门：Meta采用面部年龄估算工具，Snapchat接受银行账户或身份证件验证，部分平台则仅依赖用户自行填写的出生日期。这种标准不一的核验体系，为规避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有些未成年人用家长的照片通过面部验证，甚至冒用美国流行天后碧昂丝的照片蒙混过关，平台的审核系统对此毫无察觉。澳大利亚媒体实测发现，在禁令涉及的10个平台中，仅有6个在会员注册时对出生日期进行初步筛查，若用户谎报为18岁，无需任何进一步验证即可顺利开户；其余平台即便发出年龄验证提醒，用户无视后仍可正常使用。
技术层面的缺陷更让核验机制雪上加霜。现有面部扫描技术难以精准区分未成年人群体，不仅11岁儿童可能被估算为30岁以上，还出现了17岁青少年被误判为未成年人而遭封号的案例。一位悉尼家长无奈表示：“我17岁的孩子无法登录YouTube，未满16岁的小儿子却能自由使用，这样的验证系统简直荒谬。”
面对普遍的规避现象，澳大利亚相关部门发言人只能坦言“不指望系统毫无瑕疵”，将其归为“初期实施阶段的正常现象”。但这种“容忍漏洞”的态度，让禁令在首月就沦为一场徒劳的“数字猫鼠游戏”。
未成年人涌入“灰色平台”
“与其让孩子在社交媒体上看经过审核的内容，不如让他们远离所有社交媒体。”这是澳大利亚政府推动禁令时的核心逻辑，但首月的数据却显示，这种“一禁了之”的思路正在将未成年人推向监管更薄弱的网络灰色地带。
禁令生效后，澳大利亚苹果应用商店的下载榜单出现显著变化：一些此前鲜为人知的应用程序迅速登顶。这些新兴平台大多未被纳入禁令监管范围，既没有完善的内容审核机制，也缺乏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消费者心理学家安东尼解释，这种现象符合“补偿性行为”特征——当熟悉的社交渠道被阻断，未成年人会寻找其他方式获得社交联系、身份表达等心理满足，而这些替代平台恰恰利用了这一需求缺口。
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未成年人开始转向加密通信工具和小众社交平台，这些平台往往成为不良信息传播的温床。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信息科学教授吉文形象地将这种情况比作“打地鼠游戏”：“我们刚把未成年人从一个平台赶走，他们就会涌向另一个未被监管的平台，治理永远滞后于需求。”更有分析人士警告，禁令可能导致VPN使用量激增，未成年人通过技术手段隐藏IP地址后，不仅能继续访问原有平台，还可能接触到境外未经审核的有害内容，安全风险反而大幅提升。
悉尼大学人机交互领域教授卡特直言：“用禁令这种‘创可贴’去包扎网络安全的‘枪伤’，不仅无效，还会让伤口感染恶化。”但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妮卡·韦尔斯对此强硬回应，仅表示“将即刻把违规新平台纳入禁用名录”，却未提出任何针对替代渠道的监管方案。
“一刀切”暴露制度短板
“社交媒体不是洪水猛兽，它是我了解世界、和朋友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14岁的墨尔本少年汤姆的抱怨，道出了不少未成年人的心声。禁令首月，除了执行层面的漏洞和衍生风险，其背后的权利失衡与治理错位问题也逐渐凸显，引发了社会对“一刀切”政策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广泛讨论。
有报道指出，禁令在未区分社交媒体多元价值的情况下全面封禁，变相剥夺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澳大利亚政府数据显示，禁令生效前，86%的8至15岁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其中不少人通过平台获取学习资源、参与公益活动、构建支持性社交网络。Meta在声明中特别强调，全面封禁会将本就脆弱的未成年人与原有线上支持社群隔离开来，那些依赖平台获取心理疏导、兴趣交流的未成年人，正因此失去重要的支持渠道。哥本哈根大学副教授索豪格指出，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社会连接的重要载体，“一刀切”的禁令切断了未成年人正常的社交需求，可能对其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造成长远影响。
更值得反思的是，禁令回避了网络治理的核心问题。卡特指出，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制定数字安全责任法，限制平台算法对年轻人的过度推送，规范针对未成年人的广告投放”，这些措施能创造对所有年龄段都更安全的网络环境，而不是将未成年人简单排除在外。不少教育界人士也认为，“数字扫盲教育”和“家长引导”比年龄限制更有效，教会未成年人辨别有害内容、合理使用社交媒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月的实践已经证明，澳大利亚的社媒禁令是一次“吃力不讨好”的治理尝试：Meta等平台投入大量资源移除账户，却未能阻止未成年人继续使用社交媒体；政府的“严监管”姿态获得了部分家长支持，却引发了更复杂的安全风险和权利争议。正如有分析所称，全球首例社交媒体禁令为各国网络治理提供了重要警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精细化、系统化的解决方案，而非简单粗暴的“一刀切”。
|
| 澳大利亚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首月争议缠身
|
| “一刀切”治理难破多重死结
|
|
|
|
|
|
| （ 2026-01-1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环球法治 |
|
|
 |
| 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0日，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左三）在基里比利大厦举行的一场官方活动中与嘉宾交谈，该活动标志着澳大利亚社交媒体改革的开始。澳大利亚于当日实施了一项全球首创的禁令，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并宣布是时候从强大的科技巨头手中“夺回控制权”。
CFP供图 |
|
□ 际文
2025年12月10日，澳大利亚《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正式生效，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的国家。这项被总理阿尔巴尼斯称为“让家庭夺回家长权利”的政策，旨在屏蔽有害内容对未成年人的侵蚀，却在落地首月就陷入“成效有限、争议频发”的困境。有报道指出，这场以“保护”为名的“一刀切”禁令，非但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暴露了简单化治理思维与复杂网络生态之间的深刻矛盾。
禁令沦为“数字猫鼠游戏”
“把生日改到2008年之前，注册页面直接通过，连个额外验证都没有。”13岁的阿希尔向媒体展示了他重新激活的Instagram账号，语气中带着一丝戏谑。禁令实施首月，这样的“破解”场景在澳大利亚青少年群体中已成常态，看似严苛的年龄限制，在简单的规避手段面前不堪一击。
按照法案要求，Facebook等10家主流平台需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成年人注册，违规者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合2.32亿元人民币）巨额罚款。但法案并未明确“合理措施”的具体标准，导致各平台执行方式五花八门：Meta采用面部年龄估算工具，Snapchat接受银行账户或身份证件验证，部分平台则仅依赖用户自行填写的出生日期。这种标准不一的核验体系，为规避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有些未成年人用家长的照片通过面部验证，甚至冒用美国流行天后碧昂丝的照片蒙混过关，平台的审核系统对此毫无察觉。澳大利亚媒体实测发现，在禁令涉及的10个平台中，仅有6个在会员注册时对出生日期进行初步筛查，若用户谎报为18岁，无需任何进一步验证即可顺利开户；其余平台即便发出年龄验证提醒，用户无视后仍可正常使用。
技术层面的缺陷更让核验机制雪上加霜。现有面部扫描技术难以精准区分未成年人群体，不仅11岁儿童可能被估算为30岁以上，还出现了17岁青少年被误判为未成年人而遭封号的案例。一位悉尼家长无奈表示：“我17岁的孩子无法登录YouTube，未满16岁的小儿子却能自由使用，这样的验证系统简直荒谬。”
面对普遍的规避现象，澳大利亚相关部门发言人只能坦言“不指望系统毫无瑕疵”，将其归为“初期实施阶段的正常现象”。但这种“容忍漏洞”的态度，让禁令在首月就沦为一场徒劳的“数字猫鼠游戏”。
未成年人涌入“灰色平台”
“与其让孩子在社交媒体上看经过审核的内容，不如让他们远离所有社交媒体。”这是澳大利亚政府推动禁令时的核心逻辑，但首月的数据却显示，这种“一禁了之”的思路正在将未成年人推向监管更薄弱的网络灰色地带。
禁令生效后，澳大利亚苹果应用商店的下载榜单出现显著变化：一些此前鲜为人知的应用程序迅速登顶。这些新兴平台大多未被纳入禁令监管范围，既没有完善的内容审核机制，也缺乏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消费者心理学家安东尼解释，这种现象符合“补偿性行为”特征——当熟悉的社交渠道被阻断，未成年人会寻找其他方式获得社交联系、身份表达等心理满足，而这些替代平台恰恰利用了这一需求缺口。
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未成年人开始转向加密通信工具和小众社交平台，这些平台往往成为不良信息传播的温床。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信息科学教授吉文形象地将这种情况比作“打地鼠游戏”：“我们刚把未成年人从一个平台赶走，他们就会涌向另一个未被监管的平台，治理永远滞后于需求。”更有分析人士警告，禁令可能导致VPN使用量激增，未成年人通过技术手段隐藏IP地址后，不仅能继续访问原有平台，还可能接触到境外未经审核的有害内容，安全风险反而大幅提升。
悉尼大学人机交互领域教授卡特直言：“用禁令这种‘创可贴’去包扎网络安全的‘枪伤’，不仅无效，还会让伤口感染恶化。”但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妮卡·韦尔斯对此强硬回应，仅表示“将即刻把违规新平台纳入禁用名录”，却未提出任何针对替代渠道的监管方案。
“一刀切”暴露制度短板
“社交媒体不是洪水猛兽，它是我了解世界、和朋友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14岁的墨尔本少年汤姆的抱怨，道出了不少未成年人的心声。禁令首月，除了执行层面的漏洞和衍生风险，其背后的权利失衡与治理错位问题也逐渐凸显，引发了社会对“一刀切”政策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广泛讨论。
有报道指出，禁令在未区分社交媒体多元价值的情况下全面封禁，变相剥夺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澳大利亚政府数据显示，禁令生效前，86%的8至15岁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其中不少人通过平台获取学习资源、参与公益活动、构建支持性社交网络。Meta在声明中特别强调，全面封禁会将本就脆弱的未成年人与原有线上支持社群隔离开来，那些依赖平台获取心理疏导、兴趣交流的未成年人，正因此失去重要的支持渠道。哥本哈根大学副教授索豪格指出，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社会连接的重要载体，“一刀切”的禁令切断了未成年人正常的社交需求，可能对其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造成长远影响。
更值得反思的是，禁令回避了网络治理的核心问题。卡特指出，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制定数字安全责任法，限制平台算法对年轻人的过度推送，规范针对未成年人的广告投放”，这些措施能创造对所有年龄段都更安全的网络环境，而不是将未成年人简单排除在外。不少教育界人士也认为，“数字扫盲教育”和“家长引导”比年龄限制更有效，教会未成年人辨别有害内容、合理使用社交媒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月的实践已经证明，澳大利亚的社媒禁令是一次“吃力不讨好”的治理尝试：Meta等平台投入大量资源移除账户，却未能阻止未成年人继续使用社交媒体；政府的“严监管”姿态获得了部分家长支持，却引发了更复杂的安全风险和权利争议。正如有分析所称，全球首例社交媒体禁令为各国网络治理提供了重要警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精细化、系统化的解决方案，而非简单粗暴的“一刀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