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南方发展提供新选择

　　□ 拉希德·阿尔·马哈茂德·提图米尔
　　
　　在二战后大部分时期，全球南方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一个从未完全兑现的现代化承诺展开。全球南方国家鼓励经济增长却缺乏主权保障，开放政策缺乏战略规划，改革措施缺乏生产性转型。西方国家和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将产业结构调整、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去监管奉为万能良方，而能力构建这一深层问题却被边缘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确实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出口增长和减贫目标，但这些成就往往伴随着结构性脆弱：出口结构单一、技术复杂度低下、依赖外部需求，以及对全球秩序变动的长期敏感。
　　中国现代化进程诞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之中。它既不试图将自身经验普世化，也不宣称道德或意识形态的优越性。相反，它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偶然性。通过这种方式，它为全球南方国家重新开启了历史的可能。
西方式现代化的衰落
　　西方现代化（尤其是二战后时期）理论建构系统性地抹杀了西方现代性的物质根基：殖民剥削、不平等交换、廉价能源以及政治军事力量的不对称性。
　　西方现代化模式曾在战后数十年间实现了空前的物质扩张。1950年至1973年，这段常被称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时期，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长率接近4%。工业扩张、福利国家制度和受监管的金融体系共同支撑了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社会流动性。此后，这一经验通过发展理论和政策建议被普遍化。
　　然而这一承诺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上，这些条件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复制。殖民剥削、廉价能源以及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支撑着西方的繁荣。到1980年，占世界人口不到五分之一的国家已掌控全球超过70%的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加剧了金融化与不平等现象，同时削弱了生产能力。制造业就业急剧下降，投机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日益严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决定性转折点，暴露出以杠杆和投机而非生产性投资为驱动力的经济秩序的脆弱性。此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持续疲软，不平等现象加剧，政治分裂不断加深。
　　1980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攫取了约10%的国民收入。到2022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20%以上。如此高度的财富集中，正在动摇西方的社会根基。当今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正面临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凝聚力侵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文明工程
　　与西方不同，中国现代化的兴起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国与现代化的相遇，是历经屈辱、牺牲和奉献实现的。其现代化进程并非出于将自身经验普世化的渴望，而是出于自立自强的决心。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国家能力、长期规划与社会稳定。市场仅作为工具而非主导力量；增长是渐进式而非突兀式。
　　关键在于，中国现代化并未将传统视为需要消除的障碍。文明的延续性——包括伦理、文化和制度层面——被视作可重构而非抹除的资源。这挑战了西方认为现代化必然要求文化断裂的假设。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起点。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GDP仅约156美元，超过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到2023年，按当前价格计算，人均GDP已突破12000美元，城镇化率更是攀升至65%以上。1981年至2021年，中国贡献了全球近四分之三的减贫成果，成功让8亿多人摆脱了国际贫困线的阴影。
　　中国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不仅在于速度，更在于其发展顺序。经济增长先于金融自由化；基础设施建设先于消费发展；工业产能先于服务业提升。这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文明逻辑——更重视长期稳定而非短期效率。
　　中国现代化进程体现了战略实用主义——这种发展路径既不排斥也不神化市场，而是将其置于国家目标之下。这种务实精神在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显而易见。截至2022年，中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通过2013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企业已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融资并建设了基础设施项目，累计投资承诺超过1万亿美元。这些项目与数十年来优先考虑政策条件而非生产能力的发展融资形成了鲜明对比。
全球南方与能动性的重获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层意义在于认知层面。它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生态极限、地缘政治竞争与系统性不确定性并存的时代找到了一个多样性选择。
　　对于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关键在于践行战略务实之道：取长补短，主动合作而不附庸，与时俱进而不忘初心。这需要有选择地学习，保留政策空间，将发展与社会生态目标有机统一。
　　孟加拉国计划在2026年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后，力争到2034年实现经济规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这标志着一个关键转折点的出现。数十年来，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优惠市场准入、低成本劳动力以及出口集中（尤其是成衣出口）。这种模式确实实现了减贫、就业创造和宏观经济稳定，但其结构仍显局限。贸易优惠措施的削弱与全球标准的收紧，揭示了这种价格竞争、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表明，发展顺序至关重要。基础设施、能源安全、物流体系和产业生态系统并非经济增长的产物，而是其前提条件。孟加拉国的万亿美元雄心同样需要遵循这样的逻辑：在深化金融改革前必须先建设生产能力，在过早开放前需实现产业升级，在投资扩张前要确保社会稳定。
　　（作者系孟加拉国达卡大学发展研究系教授、孟加拉国著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