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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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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燃
公元前178年的长安未央宫内,年轻的太中大夫贾谊向汉文帝呈上《论积贮疏》。积贮,即粮食储备。当时汉王朝已立国二十余载,虽然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官僚和商贾的奢侈之风盛行,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纷纷破产流入城市成为游民,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同时,北方匈奴的威胁日益加大。面对内忧外患,贾谊直陈时弊,条分缕析,指出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提出建设性对策。该文堪称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论述国家粮食储备方略的政论经典,包含许多思想和制度创新。 贾谊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进行了粮食危机推演。首先,下了两个判断:“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而这两种大祸害公然盛行,如不制止,国家就会面临危机。接下来,层层剥笋,排比设问:现在公家和私人的粮食积蓄,少得可怜,遇到连年歉收,百姓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卖儿卖女,哪有治理国家像这样危险却不引起重视的呢?如果不幸遇到方圆二三千里范围内的大旱,国家靠什么来救济百姓呢?如果边境突然发生紧急情况,需要动用大量军队,国家靠什么来供应军需呢?如果战争和旱灾同时发生,民众就会造反,等到那时想办法,难道还来得及吗?危机推演的链条清晰明了:弃农经商/奢侈成风→粮食减损→储备空虚→灾荒/战争→民众造反→政权瓦解。这一推演将粮食问题与社会稳定、军事安全、政权存续紧密结合。 贾谊将积贮提升至国运高度,把驱民归农作为积贮的根本途径,首创粮食储备方略。该文结尾段陡起高峰,奏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强音,犹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他认为,“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这样就将“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道德教化认知,升格为“天下之大命”的国家安全工程,揭示了“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的古代国家治理逻辑。进而提出“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的宏观调控政策建议,主张国家应当通过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引导百姓转向农业生产,限制商人投机,形成“归农→抑商→实仓→安民→定国”的危机治理链条。可以讲,贾谊的积贮主张成为历代仓储制度的理论母本,为古代中国重农抑商国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贾谊的这些主张深深触动汉文帝,转化为成功实践。这位以亲民、节俭著称的帝王,在公元前178年春天亲率群臣至长安郊外举行籍田礼,史载其“执耒三推”,成为西汉首位践行亲耕礼的皇帝。皇后窦氏亦率嫔妃“亲蚕于郊”。以多年的“天子亲耕以供粢盛,皇后亲蚕以供祭服”象征仪式,并大力实施减免田租、开放山泽资源、减轻徭役等措施,将重农态度刻入国家肌理和文明基因。经过文帝和景帝的接续努力,太仓里的粮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甚至腐烂不可食,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迎来了第一个盛世。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在贾谊的身后,似乎粮仓中的每一粒粟米,田垄间的每一道犁痕,都在彰显着“天下之大命”穿越时空的重量。无疑,仓廪丰实是国家大治、文明延续最质朴的密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永恒主题、头等大事。而重农抑商作为一种思想和政策,在贾谊所处的时代,具有极大的进步性;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它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遗憾的是,在明清本应调整和变革之际,历史没有再降生一个像贾谊一样极具敏锐洞察力和强烈忧患意识的人站出来呐喊,古老中国向近代化的转型显得那么迟缓和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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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积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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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6-0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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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燃
公元前178年的长安未央宫内,年轻的太中大夫贾谊向汉文帝呈上《论积贮疏》。积贮,即粮食储备。当时汉王朝已立国二十余载,虽然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官僚和商贾的奢侈之风盛行,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纷纷破产流入城市成为游民,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同时,北方匈奴的威胁日益加大。面对内忧外患,贾谊直陈时弊,条分缕析,指出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提出建设性对策。该文堪称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论述国家粮食储备方略的政论经典,包含许多思想和制度创新。 贾谊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进行了粮食危机推演。首先,下了两个判断:“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而这两种大祸害公然盛行,如不制止,国家就会面临危机。接下来,层层剥笋,排比设问:现在公家和私人的粮食积蓄,少得可怜,遇到连年歉收,百姓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卖儿卖女,哪有治理国家像这样危险却不引起重视的呢?如果不幸遇到方圆二三千里范围内的大旱,国家靠什么来救济百姓呢?如果边境突然发生紧急情况,需要动用大量军队,国家靠什么来供应军需呢?如果战争和旱灾同时发生,民众就会造反,等到那时想办法,难道还来得及吗?危机推演的链条清晰明了:弃农经商/奢侈成风→粮食减损→储备空虚→灾荒/战争→民众造反→政权瓦解。这一推演将粮食问题与社会稳定、军事安全、政权存续紧密结合。 贾谊将积贮提升至国运高度,把驱民归农作为积贮的根本途径,首创粮食储备方略。该文结尾段陡起高峰,奏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强音,犹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他认为,“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这样就将“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道德教化认知,升格为“天下之大命”的国家安全工程,揭示了“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的古代国家治理逻辑。进而提出“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的宏观调控政策建议,主张国家应当通过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引导百姓转向农业生产,限制商人投机,形成“归农→抑商→实仓→安民→定国”的危机治理链条。可以讲,贾谊的积贮主张成为历代仓储制度的理论母本,为古代中国重农抑商国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贾谊的这些主张深深触动汉文帝,转化为成功实践。这位以亲民、节俭著称的帝王,在公元前178年春天亲率群臣至长安郊外举行籍田礼,史载其“执耒三推”,成为西汉首位践行亲耕礼的皇帝。皇后窦氏亦率嫔妃“亲蚕于郊”。以多年的“天子亲耕以供粢盛,皇后亲蚕以供祭服”象征仪式,并大力实施减免田租、开放山泽资源、减轻徭役等措施,将重农态度刻入国家肌理和文明基因。经过文帝和景帝的接续努力,太仓里的粮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甚至腐烂不可食,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迎来了第一个盛世。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在贾谊的身后,似乎粮仓中的每一粒粟米,田垄间的每一道犁痕,都在彰显着“天下之大命”穿越时空的重量。无疑,仓廪丰实是国家大治、文明延续最质朴的密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永恒主题、头等大事。而重农抑商作为一种思想和政策,在贾谊所处的时代,具有极大的进步性;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它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遗憾的是,在明清本应调整和变革之际,历史没有再降生一个像贾谊一样极具敏锐洞察力和强烈忧患意识的人站出来呐喊,古老中国向近代化的转型显得那么迟缓和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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