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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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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宝阳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赋予虚拟货币双重属性，其去中心化、匿名性和交易便捷性既催生了跨境资金流通的创新模式，也因技术特性被犯罪活动利用，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的新挑战。当“特朗普币”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非法资金跨境转移的案例出现，当全球虚拟货币犯罪规模以年均32%的速度增长、跨境犯罪占比超过65%（数据来源：Chainalysis），构建协同治理体系已成为维护金融稳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紧迫课题。
虚拟货币犯罪已突破传统犯罪模式，形成全球性、体系化的新型金融犯罪生态。犯罪团伙借助区块链技术构建国际网络，利用各国监管差异实施“监管套利”，将服务器置于境外，通过混币器、跨链转移等工具实现资金流向混淆与身份关联切断，使传统电子取证技术面临失效风险。这种犯罪形态的演变不仅体现在地理分布的全球化，更表现为组织结构、作案手法的系统性升级——跨境洗钱、非法融资等活动形成跨国界协作链条，对中心化监管体系造成结构性冲击。
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经历了从探索到规范的过程。早期监管部门认可其技术创新价值，2017年《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出台，标志着监管转向全面规范阶段，明确禁止代币发行融资，体现了金融风险防控的持续强化。但在全球范围内，多数国家尚未建立有效监管体系，虚拟货币沦为洗钱等犯罪的重要工具，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虚拟货币犯罪治理面临多维挑战。在监管维度方面，国际监管标准不统一成为主要障碍。犯罪组织利用各国法律属性认定分歧（如虚拟货币的“商品”“金融工具”属性争议），通过境外服务器部署和多司法管辖区资金流转规避监管，导致跨境取证与资产冻结因程序冗长、规则冲突难以实施。在技术对抗方面，区块链技术被异化为犯罪工具链。跨链转移打破单一区块链追踪壁垒，混币工具通过多层交易路径混淆资金流向，匿名存储技术切断资金与身份关联，形成“技术闭环”，传统资金追踪手段效能显著降低，倒逼执法机构构建链上数据分析体系。在制度制约方面，各国监管框架参差不齐引发法律冲突。跨境追赃中，管辖权争议与电子证据效力认定差异频发，监管真空区域与技术升级叠加，加剧了犯罪收益追缴难度。本质上，这是技术创新速度与制度供给能力失衡的产物，亟须系统性解决方案。
破解治理困境，需从三方面构建协同机制：
一是完善链上数据监管体系：以技术创新突破匿名化壁垒。针对虚拟货币匿名特性，强化区块链数据分析能力是关键。加大区块链解析技术研发，建立国家主导的监测节点网络，接入全球主要公链节点，实现主流币种交易实时追踪；探索监管沙盒机制，在可控环境测试新型监管工具，确保技术手段与犯罪升级同步；通过智能合约预审机制，在去中心化金融协议中嵌入合规审查模块，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特性实施链上合规筛查，自动拦截违规智能合约部署，从技术源头阻断非法资金流转，划定金融科技创新的安全边界。
二是推进数字人民币可控匿名实践，以数字货币压缩犯罪空间。数字人民币的三层账户体系为风险防控提供技术路径。小额支付场景保持用户匿名性，满足隐私需求；大额可疑交易设置追溯触发机制，通过交易图谱技术实现依法调证。其中心化运营架构有效管控隐私币等高风险品种，压缩虚拟货币犯罪空间。同时，加强央行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监管联动，通过可编程特性设置智能风控规则，在跨境支付等领域建立合规通道，既维护货币主权，又为全球数字货币监管提供实践参考。
三是创新国际规则协作机制，以全球共治破解跨境壁垒。虚拟货币治理需突破国际协作瓶颈。推动国际反洗钱组织标准落地，将虚拟资产服务商纳入统一监管框架，明确客户身份识别与交易报告义务；构建跨境司法协查平台，建立涉案资金快速冻结与追缴机制，解决管辖权冲突与证据认定差异；通过区块链存证技术实现跨国电子证据互认，缩短司法协作周期，重点完善服务商所在国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减少监管套利空间，形成全球协同治理网络。
虚拟货币犯罪治理是技术创新与制度供给的动态平衡过程。我国实践形成的“监管体系、技术手段、国际合作”三位一体模式，既立足国家金融安全，又着眼全球数字秩序建构——通过技术治理实现链上数据追踪，通过制度创新完善监管框架，通过国际协作凝聚治理共识，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面对数字时代的挑战，唯有坚持协同共治，才能破解“技术赋能犯罪”与“监管滞后”的矛盾。这不仅是维护国家金融主权的现实需求，更是推进数字时代法治现代化、构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探索。当技术治理与制度创新同频共振，当全球协作取代监管孤岛，虚拟货币才能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为数字文明发展开辟安全、有序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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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虚拟货币犯罪协同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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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5-1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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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宝阳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赋予虚拟货币双重属性，其去中心化、匿名性和交易便捷性既催生了跨境资金流通的创新模式，也因技术特性被犯罪活动利用，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的新挑战。当“特朗普币”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非法资金跨境转移的案例出现，当全球虚拟货币犯罪规模以年均32%的速度增长、跨境犯罪占比超过65%（数据来源：Chainalysis），构建协同治理体系已成为维护金融稳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紧迫课题。
虚拟货币犯罪已突破传统犯罪模式，形成全球性、体系化的新型金融犯罪生态。犯罪团伙借助区块链技术构建国际网络，利用各国监管差异实施“监管套利”，将服务器置于境外，通过混币器、跨链转移等工具实现资金流向混淆与身份关联切断，使传统电子取证技术面临失效风险。这种犯罪形态的演变不仅体现在地理分布的全球化，更表现为组织结构、作案手法的系统性升级——跨境洗钱、非法融资等活动形成跨国界协作链条，对中心化监管体系造成结构性冲击。
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经历了从探索到规范的过程。早期监管部门认可其技术创新价值，2017年《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出台，标志着监管转向全面规范阶段，明确禁止代币发行融资，体现了金融风险防控的持续强化。但在全球范围内，多数国家尚未建立有效监管体系，虚拟货币沦为洗钱等犯罪的重要工具，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虚拟货币犯罪治理面临多维挑战。在监管维度方面，国际监管标准不统一成为主要障碍。犯罪组织利用各国法律属性认定分歧（如虚拟货币的“商品”“金融工具”属性争议），通过境外服务器部署和多司法管辖区资金流转规避监管，导致跨境取证与资产冻结因程序冗长、规则冲突难以实施。在技术对抗方面，区块链技术被异化为犯罪工具链。跨链转移打破单一区块链追踪壁垒，混币工具通过多层交易路径混淆资金流向，匿名存储技术切断资金与身份关联，形成“技术闭环”，传统资金追踪手段效能显著降低，倒逼执法机构构建链上数据分析体系。在制度制约方面，各国监管框架参差不齐引发法律冲突。跨境追赃中，管辖权争议与电子证据效力认定差异频发，监管真空区域与技术升级叠加，加剧了犯罪收益追缴难度。本质上，这是技术创新速度与制度供给能力失衡的产物，亟须系统性解决方案。
破解治理困境，需从三方面构建协同机制：
一是完善链上数据监管体系：以技术创新突破匿名化壁垒。针对虚拟货币匿名特性，强化区块链数据分析能力是关键。加大区块链解析技术研发，建立国家主导的监测节点网络，接入全球主要公链节点，实现主流币种交易实时追踪；探索监管沙盒机制，在可控环境测试新型监管工具，确保技术手段与犯罪升级同步；通过智能合约预审机制，在去中心化金融协议中嵌入合规审查模块，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特性实施链上合规筛查，自动拦截违规智能合约部署，从技术源头阻断非法资金流转，划定金融科技创新的安全边界。
二是推进数字人民币可控匿名实践，以数字货币压缩犯罪空间。数字人民币的三层账户体系为风险防控提供技术路径。小额支付场景保持用户匿名性，满足隐私需求；大额可疑交易设置追溯触发机制，通过交易图谱技术实现依法调证。其中心化运营架构有效管控隐私币等高风险品种，压缩虚拟货币犯罪空间。同时，加强央行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监管联动，通过可编程特性设置智能风控规则，在跨境支付等领域建立合规通道，既维护货币主权，又为全球数字货币监管提供实践参考。
三是创新国际规则协作机制，以全球共治破解跨境壁垒。虚拟货币治理需突破国际协作瓶颈。推动国际反洗钱组织标准落地，将虚拟资产服务商纳入统一监管框架，明确客户身份识别与交易报告义务；构建跨境司法协查平台，建立涉案资金快速冻结与追缴机制，解决管辖权冲突与证据认定差异；通过区块链存证技术实现跨国电子证据互认，缩短司法协作周期，重点完善服务商所在国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减少监管套利空间，形成全球协同治理网络。
虚拟货币犯罪治理是技术创新与制度供给的动态平衡过程。我国实践形成的“监管体系、技术手段、国际合作”三位一体模式，既立足国家金融安全，又着眼全球数字秩序建构——通过技术治理实现链上数据追踪，通过制度创新完善监管框架，通过国际协作凝聚治理共识，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面对数字时代的挑战，唯有坚持协同共治，才能破解“技术赋能犯罪”与“监管滞后”的矛盾。这不仅是维护国家金融主权的现实需求，更是推进数字时代法治现代化、构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探索。当技术治理与制度创新同频共振，当全球协作取代监管孤岛，虚拟货币才能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为数字文明发展开辟安全、有序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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