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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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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在《韩非子·十过》《韩非子·饰邪》《吕氏春秋·权勋》和汉代刘向编纂的《说苑》等中，都讲述了“谷阳献酒”的故事。大意是：春秋时期，楚共王和晋厉公在鄢城交战。战斗打到激烈的时候，楚国掌管军政的司马子反渴了想找水喝，年轻的侍从谷阳知道子反嗜酒，拿起酒送过去。子反说：“哼，拿开！这是酒。”谷阳说：“这不是酒。”子反就接受了并不停地喝了起来，结果喝醉了。最终楚军被打败，楚王撤兵，回去后将子反斩首示众。对此，韩非讲，谷阳进酒时，他的内心是出于忠爱子反的，而结果恰恰是杀害了子反。因此他认为，“小忠不可使主法”“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韩非把小忠看作治国易犯的“十过”之一，列“十过”之首；并把小忠和占卜、智巧一并列为治国邪术、“法治”大敌，认为必须进行整饬。
法家主张“任法去私”，而小忠就是私，小忠不去则大忠不至、“法治”不行。面对礼崩乐坏、天下纷争的局面，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救世方案。在这套方案中，主张“公天下”，公私观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法家先驱管仲主张，“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慎到提出，“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主张君主为公任法，而不能行私自任。在商鞅看来，法是“利天下之民”，提出“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要求君主“任法去私”“不以私害法”，不能受私利、私情、私惠、私誉的干扰。韩非作为法家集大成者认为，“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也就是说，围绕自己、为个人利益打算的就是私，超越个人利益的就是公。圣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是公私分明，忠于法，而这个法又忠于民心。从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提出的理论体系看，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尽快结束战乱和分裂，是当时各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全天下的普遍愿望和人心向背之所在，也是法家“以法治国”的价值追求之所在。法家认为，法不代表任何个人的利益和意志，实行“法治”要求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根本利益之下，服从这个大局就是大利大忠，反之就是小利小忠，就是私。他们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而小忠之人不以大局为重，心思用在投主所好上，曲意逢迎，往往导致主子以身犯法。他们还认为国家“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而小忠之人不讲国家大是大非，只讲个人利害得失。法家主张变法图强，而变法不仅触动旧贵族的个人利益，还会损害公众的眼前利益，变法的过程就是去小利求大利、去小忠行大忠的过程，就是实现和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过程。这样的忠就是忠于君主、忠于社稷、忠于法律的统一，并要求君主也要忠于社稷、忠于法律。
法家代表人物大都不仅是言者，还是行者，是去小忠行大忠的身体力行者。郑国执政、法家先驱子产面对改革初期骂声四起的艰险局面，迎难而上，掷地有声地讲“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商鞅在变法中奋不顾身、以身殉道，没有选择明哲保身。韩非不听堂谿公的劝告，怀着“法治”利国利民的信念，明知“危于身而殆于躯”，而“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他们不虚伪、不懦弱、不自私，往往与小忠之人这一大忠之贼、“法治”之敌势不两立，堪称孟子所讲的“法家拂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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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忠之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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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9-1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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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在《韩非子·十过》《韩非子·饰邪》《吕氏春秋·权勋》和汉代刘向编纂的《说苑》等中，都讲述了“谷阳献酒”的故事。大意是：春秋时期，楚共王和晋厉公在鄢城交战。战斗打到激烈的时候，楚国掌管军政的司马子反渴了想找水喝，年轻的侍从谷阳知道子反嗜酒，拿起酒送过去。子反说：“哼，拿开！这是酒。”谷阳说：“这不是酒。”子反就接受了并不停地喝了起来，结果喝醉了。最终楚军被打败，楚王撤兵，回去后将子反斩首示众。对此，韩非讲，谷阳进酒时，他的内心是出于忠爱子反的，而结果恰恰是杀害了子反。因此他认为，“小忠不可使主法”“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韩非把小忠看作治国易犯的“十过”之一，列“十过”之首；并把小忠和占卜、智巧一并列为治国邪术、“法治”大敌，认为必须进行整饬。
法家主张“任法去私”，而小忠就是私，小忠不去则大忠不至、“法治”不行。面对礼崩乐坏、天下纷争的局面，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救世方案。在这套方案中，主张“公天下”，公私观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法家先驱管仲主张，“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慎到提出，“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主张君主为公任法，而不能行私自任。在商鞅看来，法是“利天下之民”，提出“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要求君主“任法去私”“不以私害法”，不能受私利、私情、私惠、私誉的干扰。韩非作为法家集大成者认为，“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也就是说，围绕自己、为个人利益打算的就是私，超越个人利益的就是公。圣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是公私分明，忠于法，而这个法又忠于民心。从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提出的理论体系看，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尽快结束战乱和分裂，是当时各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全天下的普遍愿望和人心向背之所在，也是法家“以法治国”的价值追求之所在。法家认为，法不代表任何个人的利益和意志，实行“法治”要求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根本利益之下，服从这个大局就是大利大忠，反之就是小利小忠，就是私。他们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而小忠之人不以大局为重，心思用在投主所好上，曲意逢迎，往往导致主子以身犯法。他们还认为国家“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而小忠之人不讲国家大是大非，只讲个人利害得失。法家主张变法图强，而变法不仅触动旧贵族的个人利益，还会损害公众的眼前利益，变法的过程就是去小利求大利、去小忠行大忠的过程，就是实现和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过程。这样的忠就是忠于君主、忠于社稷、忠于法律的统一，并要求君主也要忠于社稷、忠于法律。
法家代表人物大都不仅是言者，还是行者，是去小忠行大忠的身体力行者。郑国执政、法家先驱子产面对改革初期骂声四起的艰险局面，迎难而上，掷地有声地讲“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商鞅在变法中奋不顾身、以身殉道，没有选择明哲保身。韩非不听堂谿公的劝告，怀着“法治”利国利民的信念，明知“危于身而殆于躯”，而“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他们不虚伪、不懦弱、不自私，往往与小忠之人这一大忠之贼、“法治”之敌势不两立，堪称孟子所讲的“法家拂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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