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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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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据《史记》《论语》等文献记载，在礼崩乐坏、诸侯纷争的春秋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和老子曾在他们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不同人生阶段，在成周洛邑、鲁地巷党、宋国沛地等不同地方数次相会，一个问礼，一个论道，促膝长谈。老子以阅历丰富的长者姿态出现，孔子虚心请教，彼此深入交换对宇宙、人生和天下治乱兴衰的看法，形成了强烈共鸣，也产生了严重分歧。他们的历史性会晤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承上启下、振衰起弊的特别意义，也对中华法制文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道互补，相映生辉。在两位巨人的推动下，中国古代法较早呈现出人文精神和非凡气象，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以人为本，远离神权。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都是从神权政治开始的，幸运的是我国早在周革殷命后，周公就提出“以德配天”等思想，逐步摆脱了夏商原始宗教的影响。孔老相会论道不论神，面对天下大乱探究治世之道，都主张天人合一、人生关怀在现世，主张圣人治国、以百姓心为心，摒弃超自然力量，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大觉醒和对人自身价值的尊重。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托命之人，他们接过周公的大旗，高扬人文主义精神，变“君权神授”为“天从民意”，实现超越突破，使我们民族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就已“敬鬼神而远之”，避免了灵魂与肉体的违和、此岸与彼岸的撕裂、教会与国家的冲突，也使中国法筑牢了世俗法的传统，杜绝了神权法。我国从未出现过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教权，从未出现过神权法与世俗法的对立，这与儒道两家深入到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渗透到典章制度、日常人伦不无关系。
二是以道统法，以德润法。孔老相谈最多的是“道”和“德”，他们和而不同，都认为符合“道”和“德”才有和谐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老子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衡量法律好坏的最高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道”，“道”具有客观性、公平性、普遍性、永恒性，是高于人定法的“自然法”，因而要用“道”统领、指导法。孔子主张恢复周礼、为政以德，面对社会的动荡，“折民惟刑”是不行的，要推行德政，给冰冷的法律赋予仁义的价值内核，披上温情的人文外衣，使社会处于祥和的氛围中。
三是良法如水，追求善治。两位巨人坐在黄河边，老子指着滔滔黄河对孔子讲：水有七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善行的最高境界就是像水一样，滋润万物而不争，处在众生厌恶的地方而更接近于道，顺势而为，任其自然，以天下至柔而克天下至坚。孔子听后，对“上善若水”感慨良多。中国的“法”字从水，含义诸多，既象征公平正义，又蕴含对至善至仁的向往。儒道两家都孜孜以求天下大治，强调不扰民、不妄作、不偏私，反对暴政恶法，对“天理不容”的统治者要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完成改朝换代。其实，不只儒道两家，诸子百家皆是如此，在追求良法善治上殊途同归。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讲：“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今天，当我们回顾2500多年前孔老相会这一历史性时刻时，不仅油然而生出钱穆先生所说的那种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还充满了自豪与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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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老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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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7-2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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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据《史记》《论语》等文献记载，在礼崩乐坏、诸侯纷争的春秋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和老子曾在他们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不同人生阶段，在成周洛邑、鲁地巷党、宋国沛地等不同地方数次相会，一个问礼，一个论道，促膝长谈。老子以阅历丰富的长者姿态出现，孔子虚心请教，彼此深入交换对宇宙、人生和天下治乱兴衰的看法，形成了强烈共鸣，也产生了严重分歧。他们的历史性会晤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承上启下、振衰起弊的特别意义，也对中华法制文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道互补，相映生辉。在两位巨人的推动下，中国古代法较早呈现出人文精神和非凡气象，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以人为本，远离神权。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都是从神权政治开始的，幸运的是我国早在周革殷命后，周公就提出“以德配天”等思想，逐步摆脱了夏商原始宗教的影响。孔老相会论道不论神，面对天下大乱探究治世之道，都主张天人合一、人生关怀在现世，主张圣人治国、以百姓心为心，摒弃超自然力量，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大觉醒和对人自身价值的尊重。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托命之人，他们接过周公的大旗，高扬人文主义精神，变“君权神授”为“天从民意”，实现超越突破，使我们民族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就已“敬鬼神而远之”，避免了灵魂与肉体的违和、此岸与彼岸的撕裂、教会与国家的冲突，也使中国法筑牢了世俗法的传统，杜绝了神权法。我国从未出现过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教权，从未出现过神权法与世俗法的对立，这与儒道两家深入到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渗透到典章制度、日常人伦不无关系。
二是以道统法，以德润法。孔老相谈最多的是“道”和“德”，他们和而不同，都认为符合“道”和“德”才有和谐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老子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衡量法律好坏的最高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道”，“道”具有客观性、公平性、普遍性、永恒性，是高于人定法的“自然法”，因而要用“道”统领、指导法。孔子主张恢复周礼、为政以德，面对社会的动荡，“折民惟刑”是不行的，要推行德政，给冰冷的法律赋予仁义的价值内核，披上温情的人文外衣，使社会处于祥和的氛围中。
三是良法如水，追求善治。两位巨人坐在黄河边，老子指着滔滔黄河对孔子讲：水有七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善行的最高境界就是像水一样，滋润万物而不争，处在众生厌恶的地方而更接近于道，顺势而为，任其自然，以天下至柔而克天下至坚。孔子听后，对“上善若水”感慨良多。中国的“法”字从水，含义诸多，既象征公平正义，又蕴含对至善至仁的向往。儒道两家都孜孜以求天下大治，强调不扰民、不妄作、不偏私，反对暴政恶法，对“天理不容”的统治者要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完成改朝换代。其实，不只儒道两家，诸子百家皆是如此，在追求良法善治上殊途同归。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讲：“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今天，当我们回顾2500多年前孔老相会这一历史性时刻时，不仅油然而生出钱穆先生所说的那种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还充满了自豪与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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