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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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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昊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结了一起国内两家知名车企之间因大量员工“跳槽”引发的新能源汽车底盘技术秘密侵权纠纷上诉案。该案原告索赔额高达21亿元，最高法二审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判决侵权人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合计约6.4亿余元，创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判赔数额历史新高。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了解到，本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以不正当手段大规模挖取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及技术资源引发的侵害技术秘密案件。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办案法官介绍了该案在停止侵害技术秘密民事责任承担的具体方式、内容、范围，以及拒绝履行停止侵害等非金钱给付义务的迟延履行金及其计付标准等方面所作的开创性探索。
近40名员工“跳槽”引发纠纷
该案中，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某集团）下属的成都高某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高某公司）近40名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先后离职赴威某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某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工作，其中30人于2016年离职后即入职。2018年，吉某集团发现威某集团、威某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某智慧出行公司）以上述部分离职人员作为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利用在原单位接触、掌握的有关新能源汽车底盘应用技术以及其中的12套底盘零部件图纸及数模承载的技术信息（以下称涉案技术秘密）申请了12件实用新型专利，且威某集团、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某温州公司）、威某智慧出行公司、威某新能源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前述四公司统称威某方）在没有任何技术积累或合法技术来源的情况下，短期内即推出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涉嫌侵害吉某集团、浙江吉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前述两公司统称吉某方）涉案技术秘密。吉某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威某方停止侵害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21亿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威某温州公司侵害了吉某方涉案5套底盘零部件图纸技术秘密，酌定威某温州公司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5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200万元。吉某集团、吉某研究院和威某温州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法提出上诉。
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此案合议庭审判长朱理说，最高法经审理后认为，本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以不正当手段大规模挖取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及技术资源引发的侵害技术秘密案件。
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技术秘密
对于本案被诉侵害技术秘密行为应该如何分析判断？最高法在二审判决中指出，对于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挖取其他企业人才及技术资源而引发的被诉侵害技术秘密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应更加注意作整体分析和综合判断。
判决指出，如果被诉侵权人在明显短于独立研发所需合理时间内即生产出与涉案技术秘密相关的产品，而被诉侵权人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涉案技术秘密，此时因侵权的可能性极大，应当进一步减轻技术秘密权利人对于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的证明负担，可以直接推定被诉侵权人实施了侵害权利人技术秘密的行为。
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法官陈文全说，本案的突出特点在于，吉某方的关联公司即成都高某公司上至总经理、项目研发组组长、技术副总、技术部部长，下至具体从事汽车底盘技术研发的多名曾接触或者掌握涉案技术秘密的员工，在较短时间内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从原单位集中离职并入职威某方及其关联公司，威某方显然具有接触吉某方涉案技术秘密的渠道和机会；威某方没有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积累或合法技术来源；本案证据能够证明威某方非法获取吉某方涉案技术秘密并进行了披露、使用。
综合以上因素，最高法认为，本案已无必要对涉案技术秘密中各具体秘密信息点进行逐一比对，通过整体分析判断即可认定，威某方不但实施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吉某方全部涉案技术秘密的行为，还实施了以申请专利的方式非法披露部分涉案技术秘密的行为，以及使用全部涉案技术秘密制造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的行为。
确定6.4亿余元赔偿数额
本案中，吉某方未能提供其因被侵权所受实际损失的直接证据，威某方也因其自身经营问题为亏损状态。损害赔偿数额如何确定？
对此，判决指出，威某方如果不是通过侵权方式获取并使用吉某方涉案技术秘密，则其需要支出相应的汽车底盘技术研发费用或者向技术提供方支付许可使用费，由此将导致其亏损的相应增加，故而因侵害涉案技术秘密所减少的研发成本或亏损亦属于威某方因侵权获得的利益。鉴于本案缺乏计算威某方因侵害涉案技术秘密而减少研发成本或亏损的直接证据，但依据吉某方二审证据，可以新能源汽车代表性企业同期利润为参考，根据威某方自己公布的《招股说明书》中的记载，以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的销售数量（81733辆）及平均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其整车销售可得利润，并综合考虑涉案底盘技术秘密利润贡献率等因素，计算威某方侵害涉案技术秘密所获得的利益。
陈文全说，考虑威某方具有明显侵权故意、侵权情节恶劣、侵害后果严重等因素，本案以2019年4月修正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日为界，对威某方2019年5月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侵权获利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而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的侵权获利只计算补偿性赔偿数额。经计算，威某方应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约6.4亿余元。
明确有关停止侵害具体措施
停止侵害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及可执行性问题一直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难题。对此，陈文全介绍说，为增强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停止侵害判项的可执行性、有效性及威慑力，促使义务人及时、全面、有效履行判决义务，本案判决对此作出了积极探索。
最高法在判决中明确了有关停止侵害的具体措施的考虑原则：为实现有效制止和震慑侵权的目的，人民法院在确定停止侵害行为的具体承担方式时，结合具体案情，既可以根据权利人对停止侵害责任承担的具体主张，在必要时也可以直接依职权，尽可能细化停止侵害的具体方式、内容、范围等；在充分考虑受保护权益的性质和侵权行为的恶劣程度，特别是侵权行为的现实危害状态以及未来继续侵权的可能性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采取有关具体措施对于保护该权益的必要性、合理性、可执行性等因素。
判决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在总体判令威某方4公司应立即停止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吉某方涉案技术秘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其停止侵害的具体方式、内容、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除非获得涉案技术秘密权利人的同意，威某方停止以任何方式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术秘密，包括停止使用涉案技术秘密制造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产品、停止销售使用涉案技术秘密制造的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产品；停止侵害的时间持续至涉案技术秘密信息已为公众知悉之日止；不得自己实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涉案12件实用新型专利等内容。
此外，判决载明，在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内，在人民法院监督或者涉案技术秘密权利人见证下，将威某方四公司及关联公司和所有在职或者离职员工以及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供应商所持有或控制的所有载有涉案技术秘密的图纸、数模及其他技术资料予以销毁或者移交涉案技术秘密权利人。
朱理说，本案判决指出，为确保及时全面停止侵害，切实防止侵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以及督促及时履行判决所确定的非金钱给付义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性质、情节和违反有关停止侵害义务可能产生的损害、负面影响以及增强判决威慑力等因素，对判决确定的非金钱给付义务的迟延履行金及其计付标准一并予以明确，有关计付标准可视情按日或月等期间计算或者一次性定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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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汽车技术秘密第一大案终审落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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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二审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判决侵权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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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6-1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政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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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昊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结了一起国内两家知名车企之间因大量员工“跳槽”引发的新能源汽车底盘技术秘密侵权纠纷上诉案。该案原告索赔额高达21亿元，最高法二审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判决侵权人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合计约6.4亿余元，创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判赔数额历史新高。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了解到，本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以不正当手段大规模挖取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及技术资源引发的侵害技术秘密案件。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办案法官介绍了该案在停止侵害技术秘密民事责任承担的具体方式、内容、范围，以及拒绝履行停止侵害等非金钱给付义务的迟延履行金及其计付标准等方面所作的开创性探索。
近40名员工“跳槽”引发纠纷
该案中，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某集团）下属的成都高某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高某公司）近40名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先后离职赴威某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某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工作，其中30人于2016年离职后即入职。2018年，吉某集团发现威某集团、威某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某智慧出行公司）以上述部分离职人员作为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利用在原单位接触、掌握的有关新能源汽车底盘应用技术以及其中的12套底盘零部件图纸及数模承载的技术信息（以下称涉案技术秘密）申请了12件实用新型专利，且威某集团、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某温州公司）、威某智慧出行公司、威某新能源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前述四公司统称威某方）在没有任何技术积累或合法技术来源的情况下，短期内即推出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涉嫌侵害吉某集团、浙江吉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前述两公司统称吉某方）涉案技术秘密。吉某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威某方停止侵害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21亿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威某温州公司侵害了吉某方涉案5套底盘零部件图纸技术秘密，酌定威某温州公司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5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200万元。吉某集团、吉某研究院和威某温州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法提出上诉。
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此案合议庭审判长朱理说，最高法经审理后认为，本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以不正当手段大规模挖取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及技术资源引发的侵害技术秘密案件。
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技术秘密
对于本案被诉侵害技术秘密行为应该如何分析判断？最高法在二审判决中指出，对于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挖取其他企业人才及技术资源而引发的被诉侵害技术秘密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应更加注意作整体分析和综合判断。
判决指出，如果被诉侵权人在明显短于独立研发所需合理时间内即生产出与涉案技术秘密相关的产品，而被诉侵权人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涉案技术秘密，此时因侵权的可能性极大，应当进一步减轻技术秘密权利人对于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的证明负担，可以直接推定被诉侵权人实施了侵害权利人技术秘密的行为。
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法官陈文全说，本案的突出特点在于，吉某方的关联公司即成都高某公司上至总经理、项目研发组组长、技术副总、技术部部长，下至具体从事汽车底盘技术研发的多名曾接触或者掌握涉案技术秘密的员工，在较短时间内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从原单位集中离职并入职威某方及其关联公司，威某方显然具有接触吉某方涉案技术秘密的渠道和机会；威某方没有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积累或合法技术来源；本案证据能够证明威某方非法获取吉某方涉案技术秘密并进行了披露、使用。
综合以上因素，最高法认为，本案已无必要对涉案技术秘密中各具体秘密信息点进行逐一比对，通过整体分析判断即可认定，威某方不但实施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吉某方全部涉案技术秘密的行为，还实施了以申请专利的方式非法披露部分涉案技术秘密的行为，以及使用全部涉案技术秘密制造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的行为。
确定6.4亿余元赔偿数额
本案中，吉某方未能提供其因被侵权所受实际损失的直接证据，威某方也因其自身经营问题为亏损状态。损害赔偿数额如何确定？
对此，判决指出，威某方如果不是通过侵权方式获取并使用吉某方涉案技术秘密，则其需要支出相应的汽车底盘技术研发费用或者向技术提供方支付许可使用费，由此将导致其亏损的相应增加，故而因侵害涉案技术秘密所减少的研发成本或亏损亦属于威某方因侵权获得的利益。鉴于本案缺乏计算威某方因侵害涉案技术秘密而减少研发成本或亏损的直接证据，但依据吉某方二审证据，可以新能源汽车代表性企业同期利润为参考，根据威某方自己公布的《招股说明书》中的记载，以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的销售数量（81733辆）及平均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其整车销售可得利润，并综合考虑涉案底盘技术秘密利润贡献率等因素，计算威某方侵害涉案技术秘密所获得的利益。
陈文全说，考虑威某方具有明显侵权故意、侵权情节恶劣、侵害后果严重等因素，本案以2019年4月修正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日为界，对威某方2019年5月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侵权获利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而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的侵权获利只计算补偿性赔偿数额。经计算，威某方应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约6.4亿余元。
明确有关停止侵害具体措施
停止侵害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及可执行性问题一直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难题。对此，陈文全介绍说，为增强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停止侵害判项的可执行性、有效性及威慑力，促使义务人及时、全面、有效履行判决义务，本案判决对此作出了积极探索。
最高法在判决中明确了有关停止侵害的具体措施的考虑原则：为实现有效制止和震慑侵权的目的，人民法院在确定停止侵害行为的具体承担方式时，结合具体案情，既可以根据权利人对停止侵害责任承担的具体主张，在必要时也可以直接依职权，尽可能细化停止侵害的具体方式、内容、范围等；在充分考虑受保护权益的性质和侵权行为的恶劣程度，特别是侵权行为的现实危害状态以及未来继续侵权的可能性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采取有关具体措施对于保护该权益的必要性、合理性、可执行性等因素。
判决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在总体判令威某方4公司应立即停止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吉某方涉案技术秘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其停止侵害的具体方式、内容、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除非获得涉案技术秘密权利人的同意，威某方停止以任何方式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术秘密，包括停止使用涉案技术秘密制造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产品、停止销售使用涉案技术秘密制造的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产品；停止侵害的时间持续至涉案技术秘密信息已为公众知悉之日止；不得自己实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涉案12件实用新型专利等内容。
此外，判决载明，在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内，在人民法院监督或者涉案技术秘密权利人见证下，将威某方四公司及关联公司和所有在职或者离职员工以及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供应商所持有或控制的所有载有涉案技术秘密的图纸、数模及其他技术资料予以销毁或者移交涉案技术秘密权利人。
朱理说，本案判决指出，为确保及时全面停止侵害，切实防止侵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以及督促及时履行判决所确定的非金钱给付义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性质、情节和违反有关停止侵害义务可能产生的损害、负面影响以及增强判决威慑力等因素，对判决确定的非金钱给付义务的迟延履行金及其计付标准一并予以明确，有关计付标准可视情按日或月等期间计算或者一次性定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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