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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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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书写了中国文化史上辉煌灿烂的诗篇。到了战国中后期，在齐国国都临淄，稷山之下，出现了一个百家汇聚、大师云集之地——稷下学宫。它初创于田齐首位国君齐桓公时，繁荣于齐威王时，消亡于公元前221年秦国灭齐，基本与田齐政权相始终，存续150余年。这里集学术研究交流中心、高等教育大学堂和政府高端智库于一体，实行学术自由、来去自由的宽容、优厚政策，盛时达到“数百千人”。齐宣王曾一次封76名稷下先生为“上大夫”，皆赐高宅大院。郭沫若认为，“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当时各国的许多著名学者，如孟子、荀子、慎子等都到这里讲过学；许多著名人物，如韩非、李斯等都曾在这里求过学。稷下学宫形成了各家学说空前热烈的相互争论、相互吸收的生动局面和兼取各家精华的良好学风，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涌现了一大批流传于世的著作文集，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做了理论上和人才上的准备，对我国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稷下学者中，相当多的是法家人物，他们在吸收儒、道、墨家等思想的基础上，适应战国中后期现实政治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又具有创新性的“法治”思想。现存《管子》一书，就是稷下部分学者的论文汇编，其中首次提出了“以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主张，这两大主张融为一体，使稷下法家的思想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和风格。
一是主张“令尊于君”。先秦法家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法与君主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认为，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优方法，主张“缘法而治”“一断于法”；另一方面，又主张君主拥有最高权威，借助君主的权威推行变法、厉行“法治”，这样使法家常陷入自我矛盾中。稷下法家的一大贡献是，明确提出“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君据法而出令”“下令于流水之原，令顺民心”等观点，也就是说，不能为君主个人的私欲而改变法令，法令比君主更尊贵，法的权威大于君主的权力；君主应当带头守法，以法令来约束自我，不可任意妄为；君主制定政令要以法为根据，顺应民心。
二是强调“必先富民”。在稷下法家看来，以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使经济发展起来，民众富裕起来。他们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观点；主张“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务”，其中一务就是“庶人耕农树艺”，发展农业生产；强调“府不积货，藏于民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尊重和保障民众的现实利益和物质需求。
三是重视“礼义廉耻”。稷下法家认为，礼、义、廉、耻是四个维系国家政权的关键要素，四维缺失，国家就会灭亡，主张在富民的同时，要注重运用道德教化民众，从而减少刑罚的使用，达到“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紧密结合。
今天，距离稷下学宫繁荣的时代已逾两千余年，但稷下法家的思想并非如烟。法家一般主张强化君主权力，稷下法家主张令尊于君，法大于权；法家一般主张严刑峻法，稷下法家主张富而教之，化风成俗。稷下法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值得我们再思考、再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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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稷下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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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5-2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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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书写了中国文化史上辉煌灿烂的诗篇。到了战国中后期，在齐国国都临淄，稷山之下，出现了一个百家汇聚、大师云集之地——稷下学宫。它初创于田齐首位国君齐桓公时，繁荣于齐威王时，消亡于公元前221年秦国灭齐，基本与田齐政权相始终，存续150余年。这里集学术研究交流中心、高等教育大学堂和政府高端智库于一体，实行学术自由、来去自由的宽容、优厚政策，盛时达到“数百千人”。齐宣王曾一次封76名稷下先生为“上大夫”，皆赐高宅大院。郭沫若认为，“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当时各国的许多著名学者，如孟子、荀子、慎子等都到这里讲过学；许多著名人物，如韩非、李斯等都曾在这里求过学。稷下学宫形成了各家学说空前热烈的相互争论、相互吸收的生动局面和兼取各家精华的良好学风，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涌现了一大批流传于世的著作文集，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做了理论上和人才上的准备，对我国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稷下学者中，相当多的是法家人物，他们在吸收儒、道、墨家等思想的基础上，适应战国中后期现实政治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又具有创新性的“法治”思想。现存《管子》一书，就是稷下部分学者的论文汇编，其中首次提出了“以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主张，这两大主张融为一体，使稷下法家的思想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和风格。
一是主张“令尊于君”。先秦法家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法与君主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认为，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优方法，主张“缘法而治”“一断于法”；另一方面，又主张君主拥有最高权威，借助君主的权威推行变法、厉行“法治”，这样使法家常陷入自我矛盾中。稷下法家的一大贡献是，明确提出“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君据法而出令”“下令于流水之原，令顺民心”等观点，也就是说，不能为君主个人的私欲而改变法令，法令比君主更尊贵，法的权威大于君主的权力；君主应当带头守法，以法令来约束自我，不可任意妄为；君主制定政令要以法为根据，顺应民心。
二是强调“必先富民”。在稷下法家看来，以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使经济发展起来，民众富裕起来。他们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观点；主张“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务”，其中一务就是“庶人耕农树艺”，发展农业生产；强调“府不积货，藏于民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尊重和保障民众的现实利益和物质需求。
三是重视“礼义廉耻”。稷下法家认为，礼、义、廉、耻是四个维系国家政权的关键要素，四维缺失，国家就会灭亡，主张在富民的同时，要注重运用道德教化民众，从而减少刑罚的使用，达到“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紧密结合。
今天，距离稷下学宫繁荣的时代已逾两千余年，但稷下法家的思想并非如烟。法家一般主张强化君主权力，稷下法家主张令尊于君，法大于权；法家一般主张严刑峻法，稷下法家主张富而教之，化风成俗。稷下法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值得我们再思考、再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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