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
|
|
□ 姬黎明
“定分止争”一词最早源于《管子》一书，其中讲：“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对此，《慎子》一书中讲了一个例子，“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商君书》进一步讲，“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大意是说：一只野兔奔跑，有一百多人在后面追，并非这只兔子可以分为百份，而是由于这只兔子“名分未定”，每个人都想捕为己有；而对于集市上众多的兔子，谁也不能随便拿，就连小偷也不敢轻易下手，这是由于它们的名分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在野兔权属未定的情况下，超凡的圣人也会去追逐它；而在权属已定的情况下，贪婪的盗贼也不能随意掠取。
先秦儒家、法家典籍中，“名分”的含义不尽相同。儒家讲的“名分”，主要是指在政治、伦理上一个人的身份、名位、地位等，强调“礼达而分定”。而法家所谓的“定分”，是指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的确定。梁启超先生认为，“定分止争”中的“分”就是今人所指之“权利”，“创设权利，必藉法律，故曰定分止争也”。无论儒家还是法家，“名分”都是个至关重要的高频词汇，是建构国家秩序的原点，关乎治乱兴衰。孔子认为，治理国政首先“必也正名乎”；孟子认为，“君子所性”就是“分定”；庄子认为，“《春秋》以道名分”；荀子把“分”看作“礼法之枢要”；商鞅认为，“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
从《商君书》看，商鞅是把“定分止争”放在变法图强的大背景下来论述的。商鞅给出这个野兔例子，旨在通过阐明法律“定分止争”这一基本功能来论证法律的重要性，即“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商鞅的侧重点不在于有无法律本身，更关注法律是否“明分”，即法令给人们行为提供的指引是否足够明晰精确，而“明分”的目的是排除权力运作中的“私”。“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商鞅清醒意识到，仅靠法律文本远远不足以实现“定分”，因而既对立法提出要求，“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智遍能知之”，更对法律的宣传普及提出要求，“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
值得注意的是，“定分止争”不是“定纷止争”。“定纷”与“止争”在意思上相近，两者是并列关系。而“定分”与“止争”两者是递进关系，“定分”是前提和基础，也是关键；“止争”是结果，也是逻辑延伸。“定分”就是在利益多元的社会中寻找最佳分割点，并予以法律确定，其价值追求就是公平正义。没有“定分”，就很难“定纷”。“定分”不仅能够解决已经发生的纠纷，而且通过事先配置权利义务来预防纠纷。
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应当注重调解，鼓励协商和宽容。但应当在“定分”的前提下，在法律框架下分清是非，在权利义务统一中判断对错，通过明辨是非来体现公平正义，然后从根本上实现“止争”，从而达到真正持久的和谐，而不是一味地“和稀泥”，也不是暂时的“息事宁人”。“定分”→公正→“止争”→和谐，这是千百年来的探索实践告诉我们的一条规律性的逻辑链条，其前提不可少，其次序不可乱。
|
|
|
| 定分止争
|
|
|
|
|
|
| （ 2024-04-0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
|
□ 姬黎明
“定分止争”一词最早源于《管子》一书，其中讲：“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对此，《慎子》一书中讲了一个例子，“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商君书》进一步讲，“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大意是说：一只野兔奔跑，有一百多人在后面追，并非这只兔子可以分为百份，而是由于这只兔子“名分未定”，每个人都想捕为己有；而对于集市上众多的兔子，谁也不能随便拿，就连小偷也不敢轻易下手，这是由于它们的名分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在野兔权属未定的情况下，超凡的圣人也会去追逐它；而在权属已定的情况下，贪婪的盗贼也不能随意掠取。
先秦儒家、法家典籍中，“名分”的含义不尽相同。儒家讲的“名分”，主要是指在政治、伦理上一个人的身份、名位、地位等，强调“礼达而分定”。而法家所谓的“定分”，是指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的确定。梁启超先生认为，“定分止争”中的“分”就是今人所指之“权利”，“创设权利，必藉法律，故曰定分止争也”。无论儒家还是法家，“名分”都是个至关重要的高频词汇，是建构国家秩序的原点，关乎治乱兴衰。孔子认为，治理国政首先“必也正名乎”；孟子认为，“君子所性”就是“分定”；庄子认为，“《春秋》以道名分”；荀子把“分”看作“礼法之枢要”；商鞅认为，“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
从《商君书》看，商鞅是把“定分止争”放在变法图强的大背景下来论述的。商鞅给出这个野兔例子，旨在通过阐明法律“定分止争”这一基本功能来论证法律的重要性，即“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商鞅的侧重点不在于有无法律本身，更关注法律是否“明分”，即法令给人们行为提供的指引是否足够明晰精确，而“明分”的目的是排除权力运作中的“私”。“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商鞅清醒意识到，仅靠法律文本远远不足以实现“定分”，因而既对立法提出要求，“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智遍能知之”，更对法律的宣传普及提出要求，“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
值得注意的是，“定分止争”不是“定纷止争”。“定纷”与“止争”在意思上相近，两者是并列关系。而“定分”与“止争”两者是递进关系，“定分”是前提和基础，也是关键；“止争”是结果，也是逻辑延伸。“定分”就是在利益多元的社会中寻找最佳分割点，并予以法律确定，其价值追求就是公平正义。没有“定分”，就很难“定纷”。“定分”不仅能够解决已经发生的纠纷，而且通过事先配置权利义务来预防纠纷。
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应当注重调解，鼓励协商和宽容。但应当在“定分”的前提下，在法律框架下分清是非，在权利义务统一中判断对错，通过明辨是非来体现公平正义，然后从根本上实现“止争”，从而达到真正持久的和谐，而不是一味地“和稀泥”，也不是暂时的“息事宁人”。“定分”→公正→“止争”→和谐，这是千百年来的探索实践告诉我们的一条规律性的逻辑链条，其前提不可少，其次序不可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