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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周礼》记述西周官制时，就有对“调人”执掌的描述：“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一些涉及婚姻、田土等的纠纷要通过调解来解决，甚至一些过失杀伤人的刑事案件，也可以用调解的方式解决：若有争讼者，先说和，即“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意思是说，产生纠纷先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就先记录在案，双方不得私自再起事端，如果一方再次挑起事端，则依法惩处。
《唐律疏议》中有一条关于解除婚姻的条款，即“义绝离之”，规定夫妻若感情不和，可协议离婚，法律不予干预。这一条款间接证明“调解”具有的法律意义。到了元代，调解制度正式入律，具有官方承认的法律效力。《通制条格·理民》记载：“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喻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
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目的上看，在古代社会，调解更倾向于“礼治教化”的范畴，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习惯法”。西周时期的乡遂、秦汉时期的乡亭、隋唐时期的里坊等负责人都负有调解纠纷的责任，而明代更是将基层负责人解决纠纷的责任制度化。
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乡里“老人”在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中国传统调解分为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两种形式。民间调解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诉讼外调解”。即纠纷发生后，在亲属邻里的调解下，当事人双方自愿或以协议的方式达成和解。这种调解也称为“说合”。另一种是“官批民调”。即纠纷发生后，当事人诉讼到官府，经一定程序后，如果当事人更愿意在基层社会组织的调解下来解决纠纷的，可以撤诉，由官府委托当地的乡官、耆老、族长等调处。这种以庭外和解的方式来了结纠纷的调解属于半官半民性质，也被称为“纠纷处理中的第三领域”。官府调解、民间非诉讼调解和半官半民的庭外调解这三种调解方式，既有共同点也有区别。
官府调解。在所有纠纷调解中最具权威性的是官府调解。由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因此，官府调解的任务主要落在州县等地方行政长官身上。在儒家无讼思想的影响下，讼清狱结被作为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指标，对民事案件或轻微刑事案件，调解劝和是地方官吏的普遍做法。
《梁书·陆襄传》就记载了陆襄在任鄱阳内史期间是如何进行调解的。彭、李两家人因为一些事情争斗不休，后发展为互相诬告诉至官府，陆襄受理后将二人引入内室，并没有斥责他们，而是和颜悦色地反复劝解，在陆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解下，“二人感恩，深自咎悔”，随后陆襄又为他们“设酒食，令其尽欢”，喝完了酒的两个人就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地一起回家了，感情也亲厚起来。陆襄也因治郡有方被老百姓称颂：“陆君政，无怨家。斗既罢，仇共车。”
民间非诉讼调解。中国自古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说法，因此在熟人社会中，纠纷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亲人和邻里的调解：一旦发生纠纷，借贷、土地租赁、土地买卖等契约中的“中人”，婚姻中的“媒人”，就会以“中间人”的角色在调解说和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中间人可以求助的，那么在社区和宗亲中年老有德者、在村民中享有威望者、在基层行政组织中的一些负责人如保甲长、村长等也会充当调解人。正是对亲情的重视，对“和谐”的追求，为民间非诉讼调解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半官半民的庭外调解。当民间的非诉讼调解不管用时，当事人一纸诉状投向官府。官府在收到诉状后，认为应当开堂审理的，案件会进入官方司法程序；认为案件不需要开堂审理的，就会发给乡保等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人继续调解。这种调解与民间调解有些许不同：一是调解人基本上是固定的，主要是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二是这种调解具有官方性质，官府已经备案，有的甚至还明确提出了有关纠纷解决的原则性建议。
如果要对古人解决纠纷的理念作个梳理的话，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日常生活中的纠纷虽不可避免，但诉讼应谨慎；第二，解决纠纷最好的方法是“以理”调处，打官司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三，清官难断家务事，解决纠纷应力求不伤及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在这种和谐思想的影响下，一旦亲人邻里之间的纠纷诉讼到公堂，官府也常常采用拖延的方式，让双方当事人冷静下来，另寻解决问题的途径。
总之，在中国古代多元的调解机制中，双方当事人可以灵活选择纠纷解决的方法和具体调解人，相应地，调解人所采取的调解方式也具有多元性。在近代中国，这种以传统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的办法依然普遍存在。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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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多元的传统调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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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3-2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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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周礼》记述西周官制时，就有对“调人”执掌的描述：“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一些涉及婚姻、田土等的纠纷要通过调解来解决，甚至一些过失杀伤人的刑事案件，也可以用调解的方式解决：若有争讼者，先说和，即“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意思是说，产生纠纷先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就先记录在案，双方不得私自再起事端，如果一方再次挑起事端，则依法惩处。
《唐律疏议》中有一条关于解除婚姻的条款，即“义绝离之”，规定夫妻若感情不和，可协议离婚，法律不予干预。这一条款间接证明“调解”具有的法律意义。到了元代，调解制度正式入律，具有官方承认的法律效力。《通制条格·理民》记载：“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喻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
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目的上看，在古代社会，调解更倾向于“礼治教化”的范畴，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习惯法”。西周时期的乡遂、秦汉时期的乡亭、隋唐时期的里坊等负责人都负有调解纠纷的责任，而明代更是将基层负责人解决纠纷的责任制度化。
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乡里“老人”在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中国传统调解分为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两种形式。民间调解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诉讼外调解”。即纠纷发生后，在亲属邻里的调解下，当事人双方自愿或以协议的方式达成和解。这种调解也称为“说合”。另一种是“官批民调”。即纠纷发生后，当事人诉讼到官府，经一定程序后，如果当事人更愿意在基层社会组织的调解下来解决纠纷的，可以撤诉，由官府委托当地的乡官、耆老、族长等调处。这种以庭外和解的方式来了结纠纷的调解属于半官半民性质，也被称为“纠纷处理中的第三领域”。官府调解、民间非诉讼调解和半官半民的庭外调解这三种调解方式，既有共同点也有区别。
官府调解。在所有纠纷调解中最具权威性的是官府调解。由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因此，官府调解的任务主要落在州县等地方行政长官身上。在儒家无讼思想的影响下，讼清狱结被作为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指标，对民事案件或轻微刑事案件，调解劝和是地方官吏的普遍做法。
《梁书·陆襄传》就记载了陆襄在任鄱阳内史期间是如何进行调解的。彭、李两家人因为一些事情争斗不休，后发展为互相诬告诉至官府，陆襄受理后将二人引入内室，并没有斥责他们，而是和颜悦色地反复劝解，在陆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解下，“二人感恩，深自咎悔”，随后陆襄又为他们“设酒食，令其尽欢”，喝完了酒的两个人就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地一起回家了，感情也亲厚起来。陆襄也因治郡有方被老百姓称颂：“陆君政，无怨家。斗既罢，仇共车。”
民间非诉讼调解。中国自古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说法，因此在熟人社会中，纠纷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亲人和邻里的调解：一旦发生纠纷，借贷、土地租赁、土地买卖等契约中的“中人”，婚姻中的“媒人”，就会以“中间人”的角色在调解说和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中间人可以求助的，那么在社区和宗亲中年老有德者、在村民中享有威望者、在基层行政组织中的一些负责人如保甲长、村长等也会充当调解人。正是对亲情的重视，对“和谐”的追求，为民间非诉讼调解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半官半民的庭外调解。当民间的非诉讼调解不管用时，当事人一纸诉状投向官府。官府在收到诉状后，认为应当开堂审理的，案件会进入官方司法程序；认为案件不需要开堂审理的，就会发给乡保等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人继续调解。这种调解与民间调解有些许不同：一是调解人基本上是固定的，主要是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二是这种调解具有官方性质，官府已经备案，有的甚至还明确提出了有关纠纷解决的原则性建议。
如果要对古人解决纠纷的理念作个梳理的话，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日常生活中的纠纷虽不可避免，但诉讼应谨慎；第二，解决纠纷最好的方法是“以理”调处，打官司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三，清官难断家务事，解决纠纷应力求不伤及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在这种和谐思想的影响下，一旦亲人邻里之间的纠纷诉讼到公堂，官府也常常采用拖延的方式，让双方当事人冷静下来，另寻解决问题的途径。
总之，在中国古代多元的调解机制中，双方当事人可以灵活选择纠纷解决的方法和具体调解人，相应地，调解人所采取的调解方式也具有多元性。在近代中国，这种以传统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的办法依然普遍存在。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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