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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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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伟 闫强乐
陈其元是清朝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鼎族之家，先任直隶州知州，后发往江苏补用，受到江苏巡抚丁日昌的青睐，代理青浦、上海等多个县的县令，六十二岁辞官，侨居杭州。陈其元博学多见，又宦游四方、见多识广，赋闲后泉石优游，著成《庸闲斋笔记》一书，所记斐然。其中有《应敏斋精于折狱》一章，对清朝州县地方盗案及其侦捕、审理多有详细记述，成为后世观察清朝，乃至古代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个窗口，其中多有创见，颇引人深思。
应敏斋，浙江永康人，道光年间举人，曾任苏松道道员等职。咸丰年间，无锡曾经发生一起盗窃案，犯人多次承认又多次翻供，但是赃物证据均有，即便是“发审诸委员”，也都认为该犯就是真正的盗贼。恰在此时，应敏斋担任该地廉访使，听闻此案后，即亲自提讯。应敏斋发现，受害之“事主”长得又高又大，而盗贼却又矮又小，经多次诘问，“事主”只认定赃物作为证据。于是，应敏斋就拿出赃衣反复查看，后突然招呼“事主”上前，指着一件马褂说：“这是你的衣服吗？”“事主”回答说：“是的。”应敏斋就命令他把衣服穿起来，却显得很短小，不合身。应敏斋又叫“盗贼”穿这件衣服，结果十分合身。“盗贼”哭着喊道：“今天我见到了青天大老爷！这本来就是我的衣服。”原来，这年无锡盗窃案层出不穷，却没有一件案子得到破获，捕役害怕无法按时完成任务受到处罚，就随意地抓获一个人强迫他承认偷窃了东西，又嘱咐当事人竭力确认赃物，希望以此来逃避责任。这些缘由，被“事主”历历供出，应敏斋闻听大笑，重重责罚了捕役，又拿出一件又长又大的马褂赐给失窃的当事人穿上离开，并对他说：“以后我终究会替你找到真正的盗贼，可不要再帮捕役诬陷别人。”
该案案情虽然简单，但却反映出“冤案何以发生”这一大问题。捕役惮于受罚，随意地抓人，并给其安上盗窃的罪名，并非毫无来由。捕役的压力，实际来自州县，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相对简单，刑事案件种类有限，命案、盗案就是最重大的刑事案，它们被作为考察地方官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如果命案、盗案发案率居高不下，破案率又无法保障，那必然会影响到对地方官员的评价，进而对其升迁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于盗案，州县必然十分重视，要求必须侦破，捕获嫌犯这种压力，就会被传导至直接负责缉捕罪犯的捕役身上。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提高破案率，对盗窃案、命案保持必惩、严惩的态势，有利于更好地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因为真正对潜在犯罪者形成抑制作用的，主要是必然受到惩罚的心理压力，故提高破案率，甚至提出“命案必破”以减少犯罪，有其合理性，这一刑事政策也确实能对潜在犯罪人形成震慑。
然而，若将对破案率的追求推向极致，过分强调盗案必破、命案必破，就必然会出现应敏斋所遇捕役“诬人”的情形了，“严刑之下，何求不得？”对于刑事案件破案率的极致追求，也反映出人类理性的自负。在18世纪的法国，经历过启蒙运动，人们开始相信人类的智慧不但是可以提高的，而且能够尽善尽美，人们对理性的信念达到了极致。这一观念也反馈到司法中，穆雅尔·德·沃格朗的法学教科书，将刑事审判程序描绘为一个能够发现事实的精确算术工具，既然犯罪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并且能够解决，那么，拘留犯罪嫌疑人时的犹豫不决，肯定是不正义的。“为了人类的幸福，不能有任何犯罪没有得到惩罚。”然而，古今中外的无数案例却说明，人类的认识能力并非无限，很多刑事案件历经多年无法侦破，更有不少当时以为破获，乃至已执行刑罚的案例，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怀着“理性的自负”，必然会导致所谓“案件必破”，甚至会推出“对被告人进行刑讯合理”等荒谬论断。
当然，比“命案必破”更可怕的，是侦审不分，甚至以侦代审。应敏斋对嫌犯、“事主”详细询问，最终使冤案真相大白，这当然是其个人司法智慧的展现，但一般地看，这也反映出侦、审分离，独立审断的重要性。作为“侦”的一方——捕役或可被要求尽力地破案，但对嫌犯的讯问、对证据的确认，必须由相对中立的司法机关来审理，嫌犯也应该获得辩护等一系列权利，只有严守客观、中立等法律的“正当程序”，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与证据，才能有效地防止冤案的发生，这一道理，古今皆然。
（文章节选自韩伟、闫强乐《中华优秀法治文化十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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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应敏斋析盗案中的司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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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8-0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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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伟 闫强乐
陈其元是清朝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鼎族之家，先任直隶州知州，后发往江苏补用，受到江苏巡抚丁日昌的青睐，代理青浦、上海等多个县的县令，六十二岁辞官，侨居杭州。陈其元博学多见，又宦游四方、见多识广，赋闲后泉石优游，著成《庸闲斋笔记》一书，所记斐然。其中有《应敏斋精于折狱》一章，对清朝州县地方盗案及其侦捕、审理多有详细记述，成为后世观察清朝，乃至古代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个窗口，其中多有创见，颇引人深思。
应敏斋，浙江永康人，道光年间举人，曾任苏松道道员等职。咸丰年间，无锡曾经发生一起盗窃案，犯人多次承认又多次翻供，但是赃物证据均有，即便是“发审诸委员”，也都认为该犯就是真正的盗贼。恰在此时，应敏斋担任该地廉访使，听闻此案后，即亲自提讯。应敏斋发现，受害之“事主”长得又高又大，而盗贼却又矮又小，经多次诘问，“事主”只认定赃物作为证据。于是，应敏斋就拿出赃衣反复查看，后突然招呼“事主”上前，指着一件马褂说：“这是你的衣服吗？”“事主”回答说：“是的。”应敏斋就命令他把衣服穿起来，却显得很短小，不合身。应敏斋又叫“盗贼”穿这件衣服，结果十分合身。“盗贼”哭着喊道：“今天我见到了青天大老爷！这本来就是我的衣服。”原来，这年无锡盗窃案层出不穷，却没有一件案子得到破获，捕役害怕无法按时完成任务受到处罚，就随意地抓获一个人强迫他承认偷窃了东西，又嘱咐当事人竭力确认赃物，希望以此来逃避责任。这些缘由，被“事主”历历供出，应敏斋闻听大笑，重重责罚了捕役，又拿出一件又长又大的马褂赐给失窃的当事人穿上离开，并对他说：“以后我终究会替你找到真正的盗贼，可不要再帮捕役诬陷别人。”
该案案情虽然简单，但却反映出“冤案何以发生”这一大问题。捕役惮于受罚，随意地抓人，并给其安上盗窃的罪名，并非毫无来由。捕役的压力，实际来自州县，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相对简单，刑事案件种类有限，命案、盗案就是最重大的刑事案，它们被作为考察地方官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如果命案、盗案发案率居高不下，破案率又无法保障，那必然会影响到对地方官员的评价，进而对其升迁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于盗案，州县必然十分重视，要求必须侦破，捕获嫌犯这种压力，就会被传导至直接负责缉捕罪犯的捕役身上。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提高破案率，对盗窃案、命案保持必惩、严惩的态势，有利于更好地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因为真正对潜在犯罪者形成抑制作用的，主要是必然受到惩罚的心理压力，故提高破案率，甚至提出“命案必破”以减少犯罪，有其合理性，这一刑事政策也确实能对潜在犯罪人形成震慑。
然而，若将对破案率的追求推向极致，过分强调盗案必破、命案必破，就必然会出现应敏斋所遇捕役“诬人”的情形了，“严刑之下，何求不得？”对于刑事案件破案率的极致追求，也反映出人类理性的自负。在18世纪的法国，经历过启蒙运动，人们开始相信人类的智慧不但是可以提高的，而且能够尽善尽美，人们对理性的信念达到了极致。这一观念也反馈到司法中，穆雅尔·德·沃格朗的法学教科书，将刑事审判程序描绘为一个能够发现事实的精确算术工具，既然犯罪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并且能够解决，那么，拘留犯罪嫌疑人时的犹豫不决，肯定是不正义的。“为了人类的幸福，不能有任何犯罪没有得到惩罚。”然而，古今中外的无数案例却说明，人类的认识能力并非无限，很多刑事案件历经多年无法侦破，更有不少当时以为破获，乃至已执行刑罚的案例，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怀着“理性的自负”，必然会导致所谓“案件必破”，甚至会推出“对被告人进行刑讯合理”等荒谬论断。
当然，比“命案必破”更可怕的，是侦审不分，甚至以侦代审。应敏斋对嫌犯、“事主”详细询问，最终使冤案真相大白，这当然是其个人司法智慧的展现，但一般地看，这也反映出侦、审分离，独立审断的重要性。作为“侦”的一方——捕役或可被要求尽力地破案，但对嫌犯的讯问、对证据的确认，必须由相对中立的司法机关来审理，嫌犯也应该获得辩护等一系列权利，只有严守客观、中立等法律的“正当程序”，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与证据，才能有效地防止冤案的发生，这一道理，古今皆然。
（文章节选自韩伟、闫强乐《中华优秀法治文化十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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