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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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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定宇
1900年，当八国联军杀入北京、整个中国都面临着一场空前严峻的“瓜分狂潮”时，当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为一个极端痛苦的问题，即西方国家为何能在短短的两百年间富国强兵、后来居上地超过我们？而一向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堂堂中国，却又为何在秦汉以后的几千年间停滞不前、落后挨打？苦苦思考时，在天津，却早就有一个人，发出了一个极其冷静的声音：吾观乎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及中国之所以贫弱，其根本的原因，便在于东西方社会和东西方法律的——“自由不自由异耳”。
众所周知，严复是近代中国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是一位堪与伍廷芳、沈家本并肩而立的近代法学“三剑侠”之一。他的一生，虽然萍踪万里，但却有整整二十年的光阴，是客居在天津。
话说严复（1854年-1921年），正是鸦片战争时期那位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同乡，即福建侯官县人（今福州）。他虽然生在福州，但12岁便考入了马尾船政学堂，与后来在“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的邓世昌是同班同学。而17岁便加入了南洋水师，随着军舰，满世界地漂泊。22岁那年，他更被清廷选派，远渡重洋，到英国的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校留学。正是这一多姿多彩的青少年经历，为他日后成长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启蒙思想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归国不久，恰逢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北洋水师学堂”，于是，27岁的严复，便被调任为该校的总教习，并由此开始，在天津一住就住了20年。
严复的故居，就在天津一条名为“津门故里”的古文化商业步行街上，那儿现今还安放着他的一尊铜像。铜像旁边的一堵青砖大墙上，还嵌贴着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里面的一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凝视着这八个大字时，我的心里，便又不由地感慨丛生。在《天演论》中，赫胥黎把自然界的“丛林法则”生搬硬套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来，从而，便在有意无意之中，弘扬了一种“弱肉强食”的霸权主义，和鼓励了一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犬儒思想。这种把人类社会仅仅看作为一个巨大的“斗兽场”和一片野蛮的“杀戮战场”的“霸道”思想，与中国先哲早已提倡的那种“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王道”理想是格格不入的，而今时今日，则与我们已逐渐认识到的那种“公平正义、宪政法治”的社会建设之道，更是完全背道而驰。
作为一个翻译家、思想家，严复一生中对中国学术的最重大贡献，便是第一个将西方法学中关于“权利与义务”“秩序与自由”的思想学说和理论精华介绍到中国来。众所周知，西方学者关于“自由主义”学说的经典著作有三部。第一部是亚当·斯密的《原富》。第二部是约翰·密尔的《论自由》。而第三部，则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三部代表性著作，最早都是经由严复翻译才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的。而其中，除《论法的精神》之外，其余大多数严复翻译的西方法学名著，都是在天津大狮子胡同译出的。因此，当我漫步在这个当年西方法学的“西来初地”，流连在这个当年“自由主义”的思想圣地大狮子胡同里时，我忆起的，却不是《天演论》，而是严复当年在此地潜心翻译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时的夜夜灯光。
简单来说：150年前，那位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他那部薄薄的《论自由》一书里，不是泛泛地去空谈“自由主义”的宏大理论，而是倾注全力地去集中研究了这个问题，即“权利与权力的边界”问题。在书中，密尔全面地论述了自己提出的两项基本原则：第一，任何个人，在完全纯属他自己私人事务的范围内，都应该拥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和表达意见的自由。这些自由，倘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那政府、社会和他人就完全无权干涉和不得干涉。第二，只有当公民个人的自由已经危害到他人的自由或危害到公共的利益时，政府和社会的公共权利，才可以用法律惩罚或舆论谴责的方式，去对这些被滥用了的权利和被滥用了的自由，来施加适当的限制和压制。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一贯力倡的那种“自由主义”思想，是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不损害他国的安全”为前提的。而他那种对“群己权界”的精确划分，细细读来，便可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最语重心长的一种灵魂指引。他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的文章里，在分析东西方文明发展差异时所作出的那句精辟结论——“自由不自由异耳”，更是一种对整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最深刻解读。
严复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便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古往今来东西方社会文化和法律传统中最本质的价值观念的差异。而同时，他亦在这寥寥的七个字中，第一次，从“历史”的进程中去观察“法律”，并反过来，再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去解读“历史”，从而，他便能第一个为我们揭示出“法律的进步”和“历史的进步”之间那种极其紧密的但却又很少有人去注意的相互影响。
当步出了大狮子胡同徘徊在海河边上，远眺着河面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桥梁时，忽然之间，我便又不由地心有所感：严复先生，不正是东西方法律文化思想和学术交流史上一座伟大的桥梁吗？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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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门故里：街角的铜像——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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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3-2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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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定宇
1900年，当八国联军杀入北京、整个中国都面临着一场空前严峻的“瓜分狂潮”时，当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为一个极端痛苦的问题，即西方国家为何能在短短的两百年间富国强兵、后来居上地超过我们？而一向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堂堂中国，却又为何在秦汉以后的几千年间停滞不前、落后挨打？苦苦思考时，在天津，却早就有一个人，发出了一个极其冷静的声音：吾观乎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及中国之所以贫弱，其根本的原因，便在于东西方社会和东西方法律的——“自由不自由异耳”。
众所周知，严复是近代中国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是一位堪与伍廷芳、沈家本并肩而立的近代法学“三剑侠”之一。他的一生，虽然萍踪万里，但却有整整二十年的光阴，是客居在天津。
话说严复（1854年-1921年），正是鸦片战争时期那位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同乡，即福建侯官县人（今福州）。他虽然生在福州，但12岁便考入了马尾船政学堂，与后来在“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的邓世昌是同班同学。而17岁便加入了南洋水师，随着军舰，满世界地漂泊。22岁那年，他更被清廷选派，远渡重洋，到英国的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校留学。正是这一多姿多彩的青少年经历，为他日后成长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启蒙思想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归国不久，恰逢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北洋水师学堂”，于是，27岁的严复，便被调任为该校的总教习，并由此开始，在天津一住就住了20年。
严复的故居，就在天津一条名为“津门故里”的古文化商业步行街上，那儿现今还安放着他的一尊铜像。铜像旁边的一堵青砖大墙上，还嵌贴着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里面的一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凝视着这八个大字时，我的心里，便又不由地感慨丛生。在《天演论》中，赫胥黎把自然界的“丛林法则”生搬硬套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来，从而，便在有意无意之中，弘扬了一种“弱肉强食”的霸权主义，和鼓励了一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犬儒思想。这种把人类社会仅仅看作为一个巨大的“斗兽场”和一片野蛮的“杀戮战场”的“霸道”思想，与中国先哲早已提倡的那种“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王道”理想是格格不入的，而今时今日，则与我们已逐渐认识到的那种“公平正义、宪政法治”的社会建设之道，更是完全背道而驰。
作为一个翻译家、思想家，严复一生中对中国学术的最重大贡献，便是第一个将西方法学中关于“权利与义务”“秩序与自由”的思想学说和理论精华介绍到中国来。众所周知，西方学者关于“自由主义”学说的经典著作有三部。第一部是亚当·斯密的《原富》。第二部是约翰·密尔的《论自由》。而第三部，则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三部代表性著作，最早都是经由严复翻译才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的。而其中，除《论法的精神》之外，其余大多数严复翻译的西方法学名著，都是在天津大狮子胡同译出的。因此，当我漫步在这个当年西方法学的“西来初地”，流连在这个当年“自由主义”的思想圣地大狮子胡同里时，我忆起的，却不是《天演论》，而是严复当年在此地潜心翻译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时的夜夜灯光。
简单来说：150年前，那位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他那部薄薄的《论自由》一书里，不是泛泛地去空谈“自由主义”的宏大理论，而是倾注全力地去集中研究了这个问题，即“权利与权力的边界”问题。在书中，密尔全面地论述了自己提出的两项基本原则：第一，任何个人，在完全纯属他自己私人事务的范围内，都应该拥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和表达意见的自由。这些自由，倘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那政府、社会和他人就完全无权干涉和不得干涉。第二，只有当公民个人的自由已经危害到他人的自由或危害到公共的利益时，政府和社会的公共权利，才可以用法律惩罚或舆论谴责的方式，去对这些被滥用了的权利和被滥用了的自由，来施加适当的限制和压制。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一贯力倡的那种“自由主义”思想，是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不损害他国的安全”为前提的。而他那种对“群己权界”的精确划分，细细读来，便可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最语重心长的一种灵魂指引。他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的文章里，在分析东西方文明发展差异时所作出的那句精辟结论——“自由不自由异耳”，更是一种对整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最深刻解读。
严复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便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古往今来东西方社会文化和法律传统中最本质的价值观念的差异。而同时，他亦在这寥寥的七个字中，第一次，从“历史”的进程中去观察“法律”，并反过来，再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去解读“历史”，从而，他便能第一个为我们揭示出“法律的进步”和“历史的进步”之间那种极其紧密的但却又很少有人去注意的相互影响。
当步出了大狮子胡同徘徊在海河边上，远眺着河面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桥梁时，忽然之间，我便又不由地心有所感：严复先生，不正是东西方法律文化思想和学术交流史上一座伟大的桥梁吗？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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