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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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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定宇
北宋初年，随着科举制度在中华大地上的全面推行，儒家思想日益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的社会思想。平心而论，作为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之一，儒家学说虽然有封建的糟粕，但同时也有许多道德的精华——它有教人在君主专制、官僚政治之下做顺民、奴隶、口是心非的伪君子的卑劣一面，但无可否认，它也有教人尊老爱幼、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一面。北宋大名鼎鼎的包公，正是儒家学说精华部分一名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清官，一位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令所有贪官污吏及不法豪强闻风丧胆的好官。
追寻着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包青天”的动人故事，我来到了安徽省合肥市那一片垂柳依依的南淝河畔。合肥的包公祠，就建在当年的古城墙下、南淝河中一个“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青青小岛上。这小岛的名字叫“香花墩”，相传是包公少年时代的读书之处。据说，早在公元1066年，即距包公死后仅四年，当时的合肥城内就已经建起了第一座包公祠。以后，祠址屡经变迁，明朝的时候，包公祠才正式迁移到这个小岛上来。此祠虽屡经兵火焚毁，但屡毁屡建，至今仍一直是香火不断，而包公祠门前那段清清的南淝河，亦由明朝时起被合肥人称为“包河”。
进入浅窄的殿内，抬眼便见有一尊高大威严的包公坐像，遍体涂金，熠熠生辉，端坐在享殿的正中。坐像的上方有一匾额，上书“色正芒寒”四个大字。坐像的右侧，则置放着三座金光闪闪的，传说中是包公用来惩治贪官污吏和不法横行的皇亲国戚的黄铜大铡刀——一座是龙头铡，一座是虎头铡，一座是狗头铡。一看到这三把大铡刀，相信任何中国人都会马上想起《包青天怒铡陈世美》《陈州放粮》中怒铡庞太师之子等大快人心的戏剧故事。而此时此地，回顾一下这些传说故事的产生过程，恐怕亦都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
根据《宋史·列传第七十五》的权威记录，包公一生虽为官清正、刚直不阿，但其实没有侦破过什么曲折离奇的疑难案件，更从未拥有过什么可以“先斩后奏”的“势剑金牌”或“龙虎狗头”的大铡刀。这些精彩动人的包公故事，其实，都是一千年来那些渴求公平正义的人民大众在自己的幻想中虚构出来的。实事求是地说，包公为官二十几年，与司法有关的事迹，严格说来只有四件：第一件，是在天长县做县官时智破“牛舌案”；第二件，是一到开封府的任上，便打破惯例，“开正门”，让打官司的百姓可以直接上公堂告状，从而拉近了法律与人民的距离；第三件，是为了消除汴京水灾的隐患，上章弹劾一班朝廷权贵，并责令他们限期拆除汴河两岸那些侵占河道的违章建筑；而第四件，亦是在开封府任府尹期间，主持公道，判令一位大臣向百姓退还了他强占的一批财物。从此之后，这个普通平民不须送礼行贿、不须依附豪强，就在公堂之上告倒了一位权势显赫的当朝大臣的故事，便在开封城里不胫而走，于是，黎民百姓欢天喜地地奔走相告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青天”的美名，便是从此时开始越传越远。
这种铁面无私、法不阿贵、勇于为民众主持公平正义的高贵品质，正是千百年来广大中国人民对包公这位清官寄予了无限热爱、无限期望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包公逝世后不久，有三个关于包公化身为神、惩恶锄奸的说唱故事，便已经开始在大江南北广为传唱。到了元代，在著名戏剧家关汉卿、郑廷玉、李潜夫的笔下，一个不避权贵、执法如山的大法官形象，开始从民间口头的说唱中跃上了戏剧的舞台。到明朝的《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这两部短篇小说集里面，包公的形象，已经从一个刚正不阿、拯民于水火的大清官，摇身一变，被塑造成了一个上知天文、下察鬼神、日夜忙碌于阴阳两界，锄强扶弱、主持公义的司法正义守护神，一个“中国的夏洛克·福尔摩斯”（胡适语）似的超级大神探。而且，关于他审案、断案的法律故事，也已从元代的20多个发展为150多个（参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到了晚清、民国乃至现代，关于包公的故事，更是从传统的小说、戏剧舞台，不断地走上了电影、电视的屏幕，而其种种惩治贪官、为民除害的破案故事，更是愈演愈烈、越传越神。有一个大家可能都记忆犹新的例子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部长达236集的电视连续剧《包青天》刚一播出，顷刻间，便马上火遍了华夏大地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用跳出现象看本质的哲学思维方式来看问题，我其实正是从这种长盛不衰的“包青天热潮”中，看出了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另一种伟大的传统。这种传统就是：在我们中国亿万民众的心底里，五千年来，一直都涌动着一种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向往！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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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淝河随笔：《包青天》为何会火遍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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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1-0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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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定宇
北宋初年，随着科举制度在中华大地上的全面推行，儒家思想日益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的社会思想。平心而论，作为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之一，儒家学说虽然有封建的糟粕，但同时也有许多道德的精华——它有教人在君主专制、官僚政治之下做顺民、奴隶、口是心非的伪君子的卑劣一面，但无可否认，它也有教人尊老爱幼、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一面。北宋大名鼎鼎的包公，正是儒家学说精华部分一名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清官，一位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令所有贪官污吏及不法豪强闻风丧胆的好官。
追寻着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包青天”的动人故事，我来到了安徽省合肥市那一片垂柳依依的南淝河畔。合肥的包公祠，就建在当年的古城墙下、南淝河中一个“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青青小岛上。这小岛的名字叫“香花墩”，相传是包公少年时代的读书之处。据说，早在公元1066年，即距包公死后仅四年，当时的合肥城内就已经建起了第一座包公祠。以后，祠址屡经变迁，明朝的时候，包公祠才正式迁移到这个小岛上来。此祠虽屡经兵火焚毁，但屡毁屡建，至今仍一直是香火不断，而包公祠门前那段清清的南淝河，亦由明朝时起被合肥人称为“包河”。
进入浅窄的殿内，抬眼便见有一尊高大威严的包公坐像，遍体涂金，熠熠生辉，端坐在享殿的正中。坐像的上方有一匾额，上书“色正芒寒”四个大字。坐像的右侧，则置放着三座金光闪闪的，传说中是包公用来惩治贪官污吏和不法横行的皇亲国戚的黄铜大铡刀——一座是龙头铡，一座是虎头铡，一座是狗头铡。一看到这三把大铡刀，相信任何中国人都会马上想起《包青天怒铡陈世美》《陈州放粮》中怒铡庞太师之子等大快人心的戏剧故事。而此时此地，回顾一下这些传说故事的产生过程，恐怕亦都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
根据《宋史·列传第七十五》的权威记录，包公一生虽为官清正、刚直不阿，但其实没有侦破过什么曲折离奇的疑难案件，更从未拥有过什么可以“先斩后奏”的“势剑金牌”或“龙虎狗头”的大铡刀。这些精彩动人的包公故事，其实，都是一千年来那些渴求公平正义的人民大众在自己的幻想中虚构出来的。实事求是地说，包公为官二十几年，与司法有关的事迹，严格说来只有四件：第一件，是在天长县做县官时智破“牛舌案”；第二件，是一到开封府的任上，便打破惯例，“开正门”，让打官司的百姓可以直接上公堂告状，从而拉近了法律与人民的距离；第三件，是为了消除汴京水灾的隐患，上章弹劾一班朝廷权贵，并责令他们限期拆除汴河两岸那些侵占河道的违章建筑；而第四件，亦是在开封府任府尹期间，主持公道，判令一位大臣向百姓退还了他强占的一批财物。从此之后，这个普通平民不须送礼行贿、不须依附豪强，就在公堂之上告倒了一位权势显赫的当朝大臣的故事，便在开封城里不胫而走，于是，黎民百姓欢天喜地地奔走相告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青天”的美名，便是从此时开始越传越远。
这种铁面无私、法不阿贵、勇于为民众主持公平正义的高贵品质，正是千百年来广大中国人民对包公这位清官寄予了无限热爱、无限期望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包公逝世后不久，有三个关于包公化身为神、惩恶锄奸的说唱故事，便已经开始在大江南北广为传唱。到了元代，在著名戏剧家关汉卿、郑廷玉、李潜夫的笔下，一个不避权贵、执法如山的大法官形象，开始从民间口头的说唱中跃上了戏剧的舞台。到明朝的《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这两部短篇小说集里面，包公的形象，已经从一个刚正不阿、拯民于水火的大清官，摇身一变，被塑造成了一个上知天文、下察鬼神、日夜忙碌于阴阳两界，锄强扶弱、主持公义的司法正义守护神，一个“中国的夏洛克·福尔摩斯”（胡适语）似的超级大神探。而且，关于他审案、断案的法律故事，也已从元代的20多个发展为150多个（参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到了晚清、民国乃至现代，关于包公的故事，更是从传统的小说、戏剧舞台，不断地走上了电影、电视的屏幕，而其种种惩治贪官、为民除害的破案故事，更是愈演愈烈、越传越神。有一个大家可能都记忆犹新的例子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部长达236集的电视连续剧《包青天》刚一播出，顷刻间，便马上火遍了华夏大地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用跳出现象看本质的哲学思维方式来看问题，我其实正是从这种长盛不衰的“包青天热潮”中，看出了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另一种伟大的传统。这种传统就是：在我们中国亿万民众的心底里，五千年来，一直都涌动着一种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向往！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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