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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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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是承上启下、沟通条块、联结城乡的枢纽。县域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本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11月16日，全国政协“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对口协商座谈会在京召开。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基层代表参加并同有关部门代表协商交流。
委员们一致认为，在新时代推进县域城镇化社会治理创新历史进程中，要主动适应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组织形态和治理环境的深刻变化，在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上下功夫，在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上下功夫，在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上下功夫，在加强风险治理上下功夫，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结合实际推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党建引领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县域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罗宗毅认为，要主动适应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的变化，以党建引领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罗宗毅提出，要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在“多元共治”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增强党建和业务工作耦合力，推动党的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同频共振；强化基层党组织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党务工作者激励约束，引导党务工作者增强专业精神、提高专业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何蓉认为，为避免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治理失灵”，需要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塑造积极社会心态，从而进一步构建互信、培育良俗、凝聚共识、构建和谐。
何蓉说，基层党建工作是推动和引领基层治理的根本。为基层党委赋能将有效建立社会心态建设与治理的联系。基层党建与社会心态建设相结合，在处理各类矛盾和问题时及时转换角色，必要时由治理主体的角色转换为“倾听者”的角色，稳定民众预期，疏导社会情绪，形成积极心态的调控机制。对于无法立即转变的根深蒂固的心态，要在承认这些心态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寻找到更为有效的治理策略。
对于党建引领的重要性，北京市密云区鼓楼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陆广有切身体会。
陆广介绍说，鼓楼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建立一体化指挥体系。街道将“吹哨报到”和“接诉即办”作为党工委“一把手”工程，建立“一口受理、统一指挥、联勤联动、快速响应、分类实施、群众满意”的一体化工作机制。今年已“吹哨”87次，有效解决了小区路面破损、出入学校道路堵塞、停车位不足、游商占道经营等多项城市治理难题。
解决共性问题夯实治理基础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研究基层治理存在的共性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认为，不同地区乡镇治理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共性问题是可以梳理清晰的，“在调研中发现，县及县以下的乡镇治理层面存在着责大权小、事务繁杂、监督泛滥、疲于应付、缺乏激励、不确定性高、形式主义等普遍性问题，值得关注并切实解决”。
李大进说，乡镇治理需要一批实操性强、有见识、能应变、聚智慧的乡镇干部，要鼓励乡镇干部在学法用法的实践中，找到规制与变通的平衡点，与群众打交道必须接地气，将群众组织发动起来，让乡镇治理有用、有效、被认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注意到，近年来，福建、浙江等十多个省市先后制定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地方性法规，为推进全国性立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对此，建议立法机关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法纳入立法的议事日程，由此形成以该法为主干，以人民调解法、仲裁法、公证法等为枝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化规范体系。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际部一级巡视员费薇看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能帮助政府承担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市场活力，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框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纽带。新时代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效果初显，但也存在与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要求不相适应的种种困境。
费薇认为，破解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现实困境，需要优化制度环境，推进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共治网络；提高和拓展社会组织的基层服务能力；明确治理核心，构建党建引领的融合共建模式；借力智慧平台，创新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机制。
着力提升县域公共服务能力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科技学院院长梁丽萍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各具特色、富有活力、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县城，是“十四五”时期的目标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大力提升县城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是提高县域城镇化质量的关键，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梁丽萍认为，提升县城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应快速有序推进县城更新行动。围绕公共资源配置与常住人口规模基本匹配的目标，加快推进以县城为主体的路水电气暖等基础公共设施提档升级，从而满足居民住行等生活需要；要强化信息化运用，推行县城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公共服务一网通享，发展智慧县城，提升县城工作生活品质。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贵州省仁怀市政协主席王强介绍说，近年来，仁怀市以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积极推动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发展，其中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夯实基层基础”。
王强说，仁怀市注重城乡融合发展，促使城乡双向互补、协调发展，系统编制仁怀市“十四五”规划以及村庄规划，逐步构建起共生共荣的高质量发展城乡关系。同时，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证城乡人口平等享受各项基本权益。此外，还持续推进镇村基础设施建设，全域实现“村村通”柏油公路、“组组通”小康路，全市20个乡镇(街道)中高速公路覆盖率近60%（含正在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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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对口协商座谈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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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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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11-2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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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仁怀市持续推进镇村基础设施建设，全域实现“村村通”柏油公路、“组组通”小康路。
CFP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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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是承上启下、沟通条块、联结城乡的枢纽。县域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本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11月16日，全国政协“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对口协商座谈会在京召开。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基层代表参加并同有关部门代表协商交流。
委员们一致认为，在新时代推进县域城镇化社会治理创新历史进程中，要主动适应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组织形态和治理环境的深刻变化，在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上下功夫，在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上下功夫，在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上下功夫，在加强风险治理上下功夫，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结合实际推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党建引领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县域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罗宗毅认为，要主动适应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的变化，以党建引领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罗宗毅提出，要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在“多元共治”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增强党建和业务工作耦合力，推动党的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同频共振；强化基层党组织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党务工作者激励约束，引导党务工作者增强专业精神、提高专业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何蓉认为，为避免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治理失灵”，需要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塑造积极社会心态，从而进一步构建互信、培育良俗、凝聚共识、构建和谐。
何蓉说，基层党建工作是推动和引领基层治理的根本。为基层党委赋能将有效建立社会心态建设与治理的联系。基层党建与社会心态建设相结合，在处理各类矛盾和问题时及时转换角色，必要时由治理主体的角色转换为“倾听者”的角色，稳定民众预期，疏导社会情绪，形成积极心态的调控机制。对于无法立即转变的根深蒂固的心态，要在承认这些心态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寻找到更为有效的治理策略。
对于党建引领的重要性，北京市密云区鼓楼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陆广有切身体会。
陆广介绍说，鼓楼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建立一体化指挥体系。街道将“吹哨报到”和“接诉即办”作为党工委“一把手”工程，建立“一口受理、统一指挥、联勤联动、快速响应、分类实施、群众满意”的一体化工作机制。今年已“吹哨”87次，有效解决了小区路面破损、出入学校道路堵塞、停车位不足、游商占道经营等多项城市治理难题。
解决共性问题夯实治理基础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研究基层治理存在的共性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认为，不同地区乡镇治理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共性问题是可以梳理清晰的，“在调研中发现，县及县以下的乡镇治理层面存在着责大权小、事务繁杂、监督泛滥、疲于应付、缺乏激励、不确定性高、形式主义等普遍性问题，值得关注并切实解决”。
李大进说，乡镇治理需要一批实操性强、有见识、能应变、聚智慧的乡镇干部，要鼓励乡镇干部在学法用法的实践中，找到规制与变通的平衡点，与群众打交道必须接地气，将群众组织发动起来，让乡镇治理有用、有效、被认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注意到，近年来，福建、浙江等十多个省市先后制定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地方性法规，为推进全国性立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对此，建议立法机关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法纳入立法的议事日程，由此形成以该法为主干，以人民调解法、仲裁法、公证法等为枝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化规范体系。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际部一级巡视员费薇看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能帮助政府承担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市场活力，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框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纽带。新时代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效果初显，但也存在与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要求不相适应的种种困境。
费薇认为，破解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现实困境，需要优化制度环境，推进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共治网络；提高和拓展社会组织的基层服务能力；明确治理核心，构建党建引领的融合共建模式；借力智慧平台，创新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机制。
着力提升县域公共服务能力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科技学院院长梁丽萍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各具特色、富有活力、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县城，是“十四五”时期的目标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大力提升县城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是提高县域城镇化质量的关键，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梁丽萍认为，提升县城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应快速有序推进县城更新行动。围绕公共资源配置与常住人口规模基本匹配的目标，加快推进以县城为主体的路水电气暖等基础公共设施提档升级，从而满足居民住行等生活需要；要强化信息化运用，推行县城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公共服务一网通享，发展智慧县城，提升县城工作生活品质。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贵州省仁怀市政协主席王强介绍说，近年来，仁怀市以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积极推动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发展，其中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夯实基层基础”。
王强说，仁怀市注重城乡融合发展，促使城乡双向互补、协调发展，系统编制仁怀市“十四五”规划以及村庄规划，逐步构建起共生共荣的高质量发展城乡关系。同时，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证城乡人口平等享受各项基本权益。此外，还持续推进镇村基础设施建设，全域实现“村村通”柏油公路、“组组通”小康路，全市20个乡镇(街道)中高速公路覆盖率近60%（含正在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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