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底，我收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单。那一年，北大法律系共招收82名新生。当时的全称是政治法律系，法律系当时是绝密专业，政审要求严格，而我在入学之前已经是中共党员了。 那一年，我带着简单的行囊，开始了远征。一个十九年来从没有离开过家乡的黄土地、从没有离开过父母姐妹大家庭的孩子，带着简陋的行李和沉甸甸的乡愁，第一次独自坐上火车。列车下午两点多从省城合肥出发，第二天凌晨五点多钟到达北京。列车上没有任何空位，我在列车的通道上不知道站了多久，一位好心人从三个人的座位上向窗边挤了挤，让出了一点儿地方使我可以坐下。我一口气出了界首县、出了安徽省、来到了首都北京。那些崭新的见闻，一下子把我引领到一个全新的人生圣殿。我迫不及待地参与、感受，迫不及待地渴望与之渗透、融合。是的，那种宽街大院，那种景致格局，那些华丽的殿堂以及那些以前只在书中、只在画里见过的飞檐画壁、琉璃砖瓦、宽街大道、亭台楼阁，还有那些令人仰视的学术泰斗、那些须得皓首穷经或可阅尽的典籍，常常让我在惊讶之余感叹，如果不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一班列车，得此机遇，我恐怕还是那个在生产大队里给大家记工分的小知青吧——虽粗通文墨，也不过是在给大家写春联时派上用场；虽口齿伶俐，也不过三五个听众。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种人生际遇呢？ 和所有77级的大学生一样，我从一只井底之蛙一下子视野开阔了起来，因此，无比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在燕园里，我等“燕雀”都怀揣着鸿鹄之志。读书，如饥似渴地求学，不厌其烦地求教，这是我们通往梦想的唯一通道。 当时，北大名师如云，有到过延安的系主任陈守一，也有国际法教授王铁崖，还有国际经济法教授芮沐。其中，对我们影响颇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专家龚祥瑞教授。他早年曾赴英国深造，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龚教授家的小庭院里，我们一帮人经常一起讨论欧美政制和宪制。龚教授使用他自编的教材，指定我们中的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作出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龚教授对“责任”的讲解：“责任就是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龚教授传授的这些宪法要义，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润了那个苦涩年代的学习时光，也为我们驱散了眼前的迷雾。我是他主讲的“比较宪法”课的课代表，所谓课代表，其实主要就是为老师写黑板、擦黑板和收作业。即便如此，我也以此为荣。在北大的时候，我几乎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专业知识的学习上。 我现在回想当年在燕园的生活和学习，总结起来大概有三个无奈： 第一个是需要学习英语的无奈，我们参加的高考，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一切都还处在摸索阶段，所以高考科目里不考英语。进校时，我和不少同学一样，都是英语单词一个都不会。我当年初二从乡下转到县城中学上学时，县城里的同学们从初一就开始学习英语，而我竟然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英语这个东西。记得第一堂英语课已经是“Peking is the beautiful capital of China”，这对我来说完全是天书，我认为学这些和汉字没有任何联系的字母没有什么用，因此就放弃了学习。上大学期间，我两次申请英语课免修，每次免修申请都被驳回，因为英语是必修课，不是选修课。我因而觉得很无奈。大学时我学英语完全是为了交差，没有任何兴趣可言。 第二个无奈是自己无法在班里的考试中取得第一名。习惯了在初中和高中考试不是第一名也是第二名的我，入学后不久就发现自己在不少的考试中都是成绩一般，这很令人沮丧。我有时会在宿舍楼的门前举目家乡的方向，黯然神伤。记得有一天晚上，同宿舍的同学何山看到我在宿舍门口仰天长叹，开导我说：“你要知道，能考上北大的都是各省的状元或者至少是中国的尖子，你现在考试成绩中等十分正常啊。”这使得我对学习成绩不是特别优异有了平和的心态。大学毕业时，我们班上有七八位“全优生”。我因为“中国宪法”课的成绩是“良”，因而没有取得“全优生”的证书。 第三个无奈是囊中羞涩。我和三姐同时考上大学，父母每个月给三姐五元钱的生活费，给我十五元生活费。这不是因为合肥和北京的物价差别特别大，而是父母重男轻女。尽管每个月有十五元钱，同时学校还每个月发十元钱的助学金，但是，每每不到月底，我就有揭不开锅的感觉，我也要从月初买一毛五分钱的菜，变成买一毛钱或者五分钱的菜。 除了这些无奈，除了对专业知识和语言的学习，大学生活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比如，我的收音机就是当时的休闲“神器”，宿舍里七个人常围在那个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的《爱情的故事》；我们也会骑着从其他同学那里借来的自行车，到未名湖开诗歌朗诵会，到大饭厅听演唱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而晚上的各种讲座，更是开阔视野的心灵调剂。我印象最深的当数地理系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的讲座。
燕园的苦与乐
（ 2022-10-1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陶景洲
1978年1月底，我收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单。那一年，北大法律系共招收82名新生。当时的全称是政治法律系，法律系当时是绝密专业，政审要求严格，而我在入学之前已经是中共党员了。 那一年，我带着简单的行囊，开始了远征。一个十九年来从没有离开过家乡的黄土地、从没有离开过父母姐妹大家庭的孩子，带着简陋的行李和沉甸甸的乡愁，第一次独自坐上火车。列车下午两点多从省城合肥出发，第二天凌晨五点多钟到达北京。列车上没有任何空位，我在列车的通道上不知道站了多久，一位好心人从三个人的座位上向窗边挤了挤，让出了一点儿地方使我可以坐下。我一口气出了界首县、出了安徽省、来到了首都北京。那些崭新的见闻，一下子把我引领到一个全新的人生圣殿。我迫不及待地参与、感受，迫不及待地渴望与之渗透、融合。是的，那种宽街大院，那种景致格局，那些华丽的殿堂以及那些以前只在书中、只在画里见过的飞檐画壁、琉璃砖瓦、宽街大道、亭台楼阁，还有那些令人仰视的学术泰斗、那些须得皓首穷经或可阅尽的典籍，常常让我在惊讶之余感叹，如果不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一班列车，得此机遇，我恐怕还是那个在生产大队里给大家记工分的小知青吧——虽粗通文墨，也不过是在给大家写春联时派上用场；虽口齿伶俐，也不过三五个听众。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种人生际遇呢？ 和所有77级的大学生一样，我从一只井底之蛙一下子视野开阔了起来，因此，无比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在燕园里，我等“燕雀”都怀揣着鸿鹄之志。读书，如饥似渴地求学，不厌其烦地求教，这是我们通往梦想的唯一通道。 当时，北大名师如云，有到过延安的系主任陈守一，也有国际法教授王铁崖，还有国际经济法教授芮沐。其中，对我们影响颇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专家龚祥瑞教授。他早年曾赴英国深造，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龚教授家的小庭院里，我们一帮人经常一起讨论欧美政制和宪制。龚教授使用他自编的教材，指定我们中的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作出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龚教授对“责任”的讲解：“责任就是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龚教授传授的这些宪法要义，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润了那个苦涩年代的学习时光，也为我们驱散了眼前的迷雾。我是他主讲的“比较宪法”课的课代表，所谓课代表，其实主要就是为老师写黑板、擦黑板和收作业。即便如此，我也以此为荣。在北大的时候，我几乎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专业知识的学习上。 我现在回想当年在燕园的生活和学习，总结起来大概有三个无奈： 第一个是需要学习英语的无奈，我们参加的高考，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一切都还处在摸索阶段，所以高考科目里不考英语。进校时，我和不少同学一样，都是英语单词一个都不会。我当年初二从乡下转到县城中学上学时，县城里的同学们从初一就开始学习英语，而我竟然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英语这个东西。记得第一堂英语课已经是“Peking is the beautiful capital of China”，这对我来说完全是天书，我认为学这些和汉字没有任何联系的字母没有什么用，因此就放弃了学习。上大学期间，我两次申请英语课免修，每次免修申请都被驳回，因为英语是必修课，不是选修课。我因而觉得很无奈。大学时我学英语完全是为了交差，没有任何兴趣可言。 第二个无奈是自己无法在班里的考试中取得第一名。习惯了在初中和高中考试不是第一名也是第二名的我，入学后不久就发现自己在不少的考试中都是成绩一般，这很令人沮丧。我有时会在宿舍楼的门前举目家乡的方向，黯然神伤。记得有一天晚上，同宿舍的同学何山看到我在宿舍门口仰天长叹，开导我说：“你要知道，能考上北大的都是各省的状元或者至少是中国的尖子，你现在考试成绩中等十分正常啊。”这使得我对学习成绩不是特别优异有了平和的心态。大学毕业时，我们班上有七八位“全优生”。我因为“中国宪法”课的成绩是“良”，因而没有取得“全优生”的证书。 第三个无奈是囊中羞涩。我和三姐同时考上大学，父母每个月给三姐五元钱的生活费，给我十五元生活费。这不是因为合肥和北京的物价差别特别大，而是父母重男轻女。尽管每个月有十五元钱，同时学校还每个月发十元钱的助学金，但是，每每不到月底，我就有揭不开锅的感觉，我也要从月初买一毛五分钱的菜，变成买一毛钱或者五分钱的菜。 除了这些无奈，除了对专业知识和语言的学习，大学生活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比如，我的收音机就是当时的休闲“神器”，宿舍里七个人常围在那个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的《爱情的故事》；我们也会骑着从其他同学那里借来的自行车，到未名湖开诗歌朗诵会，到大饭厅听演唱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而晚上的各种讲座，更是开阔视野的心灵调剂。我印象最深的当数地理系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的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