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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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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磊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十四五”环境健康工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生态环境部系统推进环境健康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当前，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公众和政府持续关注的热点议题。其实，人类健康与环境质量变化有着天然的关联，但我国对这些关联的系统性认知、研究和政策回应及风险管控却是近十年才开展的工作。一方面，环境污染的健康影响往往在时间尺度上存在滞后性、空间尺度上存在难耦合性、因果关系上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些都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科学研究来产生新的认知。另一方面，有效的环境健康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基于充分的数据和信息，也需要强化部门协同、加强法律法规和标准建设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污染）和压缩型（即各类新旧污染问题集中暴发）两大特征。以1980年划分，1980年以前，我国主要是传统型健康风险，如环境中的寄生虫、病毒引发的血吸虫病、疟疾和鼠疫等传染病，主要由公共设施缺乏、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不足导致。对此我国通过系统开展环境卫生工作，已有效控制了这类健康问题。1980年以后，各类以化学性污染为主的“现代型健康风险”则日益突出，环境相关性疾病暴发。这种变化让传统卫生部门主导的健康管理无法有效应对，于是环保部门开始介入。
2007年，原卫生部、环保总局等18个部委共同签署《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年）》，首次对环境健康管理工作的成员、规则和机制作出初步表述，但在地方层面并未形成相应的体系。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再次把食品安全、环境治理和全民健康提升到新的高度。
此次《规划》设置的加强环境健康风险监测评估、大力提升居民环境健康素养等5项重点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之前工作中的弱点和难点。当前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和热浪使所有人都切身感受到人类已经身处风险社会。不同于以往的“天灾”，当前的一些环境健康风险很大程度上来自“人祸”，如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物质的全球流动、食品安全、因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等等。面对这些系统性风险，没有任何个人或单一国家能够做到完全的自我隔离，只有采取集体协同行动才能改变。
以食品安全为例，食品系统包括生产、加工、包装、流通、零售和消费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随着贸易的全球化，食品生产端和消费端之间的空间距离极大延伸，而时间间隔被极大压缩，加之食品生产流通链条上的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保障机制难以建立，信息难以共享，加剧了食品安全治理的难度。因此，当前的环境健康治理需要重新审视所处的时代环境，深刻认识问题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多元化，努力实现环境健康治理的逻辑转型。这种建立在大安全观和多元共治理念上的法理，在2014年修订的环保法和2009年通过的食品安全法及其之后的数次修订和修正的过程和内容上，以及相关机构改革中都有体现。
此外，《规划》中强调的“加强环境健康风险监测评估”和“增强环境健康技术支撑能力、打造环境健康专业人才队伍”也是实现预防为先、精准防控和建立依法问责体系的重要前提。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渗透，环境健康治理有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手段。未来应该尽快通过立法消除之前的“信息孤岛”“信息烟囱”“信息屏蔽”等现象，融通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信息。同时，加快培养兼具专业知识和信息技术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努力实现我国环境健康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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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力科技创新推动环境健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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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8-1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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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磊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十四五”环境健康工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生态环境部系统推进环境健康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当前，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公众和政府持续关注的热点议题。其实，人类健康与环境质量变化有着天然的关联，但我国对这些关联的系统性认知、研究和政策回应及风险管控却是近十年才开展的工作。一方面，环境污染的健康影响往往在时间尺度上存在滞后性、空间尺度上存在难耦合性、因果关系上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些都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科学研究来产生新的认知。另一方面，有效的环境健康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基于充分的数据和信息，也需要强化部门协同、加强法律法规和标准建设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污染）和压缩型（即各类新旧污染问题集中暴发）两大特征。以1980年划分，1980年以前，我国主要是传统型健康风险，如环境中的寄生虫、病毒引发的血吸虫病、疟疾和鼠疫等传染病，主要由公共设施缺乏、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不足导致。对此我国通过系统开展环境卫生工作，已有效控制了这类健康问题。1980年以后，各类以化学性污染为主的“现代型健康风险”则日益突出，环境相关性疾病暴发。这种变化让传统卫生部门主导的健康管理无法有效应对，于是环保部门开始介入。
2007年，原卫生部、环保总局等18个部委共同签署《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年）》，首次对环境健康管理工作的成员、规则和机制作出初步表述，但在地方层面并未形成相应的体系。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再次把食品安全、环境治理和全民健康提升到新的高度。
此次《规划》设置的加强环境健康风险监测评估、大力提升居民环境健康素养等5项重点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之前工作中的弱点和难点。当前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和热浪使所有人都切身感受到人类已经身处风险社会。不同于以往的“天灾”，当前的一些环境健康风险很大程度上来自“人祸”，如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物质的全球流动、食品安全、因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等等。面对这些系统性风险，没有任何个人或单一国家能够做到完全的自我隔离，只有采取集体协同行动才能改变。
以食品安全为例，食品系统包括生产、加工、包装、流通、零售和消费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随着贸易的全球化，食品生产端和消费端之间的空间距离极大延伸，而时间间隔被极大压缩，加之食品生产流通链条上的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保障机制难以建立，信息难以共享，加剧了食品安全治理的难度。因此，当前的环境健康治理需要重新审视所处的时代环境，深刻认识问题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多元化，努力实现环境健康治理的逻辑转型。这种建立在大安全观和多元共治理念上的法理，在2014年修订的环保法和2009年通过的食品安全法及其之后的数次修订和修正的过程和内容上，以及相关机构改革中都有体现。
此外，《规划》中强调的“加强环境健康风险监测评估”和“增强环境健康技术支撑能力、打造环境健康专业人才队伍”也是实现预防为先、精准防控和建立依法问责体系的重要前提。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渗透，环境健康治理有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手段。未来应该尽快通过立法消除之前的“信息孤岛”“信息烟囱”“信息屏蔽”等现象，融通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信息。同时，加快培养兼具专业知识和信息技术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努力实现我国环境健康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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