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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22日讯 记者张昊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20年10月“断卡”行动以来,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上涨较快,目前已成为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排名第3的罪名。检察机关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惩治帮信犯罪,今年上半年起诉帮信犯罪6.4万人,有力促进电信网络犯罪源头打击治理。 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今年以来,检察机关起诉帮信罪数量持续下降,但整体仍在高位运行。案件量与“断卡”行动中执法司法机关加大对非法买卖“两卡”(即银行卡、电话卡)行为的打击力度密切相关。从人员年龄看,低龄化现象突出,30岁以下的占64.8%,18岁至22岁的占23.7%。犯罪嫌疑人中,低学历、低收入群体占多数,初中以下学历占66.3%、无固定职业的占52.4%,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非法买卖“两卡”。同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收入较高者涉罪人数持续增加,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开发软件、提供技术支持。起诉人员中,近90%没有犯罪前科,系初犯。 针对办案中反映的趋势问题,检察机关在依法全链条惩治帮信犯罪的同时,强化类案监督,推动诉源治理,深化以案释法,筑牢帮信犯罪社会防线。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检察机关注重政策把握,坚决遏制帮信犯罪滋生蔓延。围绕网络犯罪链条,加强立案监督,深挖案件线索,由下游帮信犯罪追溯至上游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实现全链条打击。突出打击重点,重点打击帮信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分子、涉案公司主要负责人和行业“内鬼”,建议对行业内部人员依法宣告职业禁止。认真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严格把握起诉标准,同时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确保办案良好效果。 据介绍,最高检通过完善法律规定,加强案例指导,提高帮信案件办理质效。目前,正在积极配合立法机关研究制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推动建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法律责任,形成协同打击治理的工作合力。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检察机关不断加强类案监督,协同推动网络诉源治理。坚持依法能动履职,深度挖掘、关联分析帮信罪办案数据,加强案件反向审视,推动以案促治。对于涉“两卡”类案件,提出“检察预警”,推动全流程监管。对于涉技术支持类案件,注重发现技术工具和互联网服务监管中的源头问题以及科技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合规风险,会同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推动一体化治理。与此同时,坚持预防为先,加强以案释法,防止普通群众沦为犯罪“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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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有力促进电信网络犯罪源头打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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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6.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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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7-2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政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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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22日讯 记者张昊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20年10月“断卡”行动以来,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上涨较快,目前已成为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排名第3的罪名。检察机关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惩治帮信犯罪,今年上半年起诉帮信犯罪6.4万人,有力促进电信网络犯罪源头打击治理。 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今年以来,检察机关起诉帮信罪数量持续下降,但整体仍在高位运行。案件量与“断卡”行动中执法司法机关加大对非法买卖“两卡”(即银行卡、电话卡)行为的打击力度密切相关。从人员年龄看,低龄化现象突出,30岁以下的占64.8%,18岁至22岁的占23.7%。犯罪嫌疑人中,低学历、低收入群体占多数,初中以下学历占66.3%、无固定职业的占52.4%,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非法买卖“两卡”。同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收入较高者涉罪人数持续增加,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开发软件、提供技术支持。起诉人员中,近90%没有犯罪前科,系初犯。 针对办案中反映的趋势问题,检察机关在依法全链条惩治帮信犯罪的同时,强化类案监督,推动诉源治理,深化以案释法,筑牢帮信犯罪社会防线。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检察机关注重政策把握,坚决遏制帮信犯罪滋生蔓延。围绕网络犯罪链条,加强立案监督,深挖案件线索,由下游帮信犯罪追溯至上游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实现全链条打击。突出打击重点,重点打击帮信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分子、涉案公司主要负责人和行业“内鬼”,建议对行业内部人员依法宣告职业禁止。认真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严格把握起诉标准,同时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确保办案良好效果。 据介绍,最高检通过完善法律规定,加强案例指导,提高帮信案件办理质效。目前,正在积极配合立法机关研究制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推动建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法律责任,形成协同打击治理的工作合力。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检察机关不断加强类案监督,协同推动网络诉源治理。坚持依法能动履职,深度挖掘、关联分析帮信罪办案数据,加强案件反向审视,推动以案促治。对于涉“两卡”类案件,提出“检察预警”,推动全流程监管。对于涉技术支持类案件,注重发现技术工具和互联网服务监管中的源头问题以及科技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合规风险,会同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推动一体化治理。与此同时,坚持预防为先,加强以案释法,防止普通群众沦为犯罪“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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