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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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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人们对《戒石铭》可能不会陌生，它是自北宋起在全国各州县衙门外竖立的一块石刻，上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大字，是中国法制史和廉政史上的重要文物。但由于它最初的作者孟昶是五代后蜀的亡国之君，因而也使得它的由来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
说起孟昶，最为后人所熟知的，大概就是他的“七宝溺器”了。据欧阳修《新五代史》记载：孟昶“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司马光《涑水记闻》也记载：“太祖（赵匡胤）平蜀，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无亡得乎？”但也有人认为这一记载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将孟昶妖魔化，把他描绘成了一个以声色犬马自娱的人。宋代野史《五国故事》中就说孟昶“寝处惟紫罗帐、紫碧绫帷褥而已，无加锦绣之饰。至于盥漱之具，亦但用银，兼以黑漆木器耳。每决死刑，多所矜减。而俭止一身”，显然与《新五代史》的记载不同。另据《新五代史》记载：孟昶曾“多采良家子以充后宫，枢密副使韩保贞切谏，（孟）昶大悟，即日出之，赐（韩）保贞金数斤”。看来孟昶也能够闻过则改，至少不是一个昏君。
更为重要的是，孟昶为政也颇有可称道之处。《蜀梼杌》称他“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并称赞其“戒王衍（前蜀王）荒淫骄佚之失，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虽刑罚稍峻，而不至酷虐，人颇安之”。他很赞赏唐太宗李世民虚心纳谏的作风，并努力仿效；他也很注意用法律手段打击不法豪强，整饬吏治。当时一些将相大臣都是他父亲的故旧，他们依仗权势，横行不法，夺人良田，占人家产。孟昶即位后，便将其中罪大恶极者逮捕法办，杀一儆百。宰相张业手握军政、财政大权，对百姓横征暴敛，并在家中私设监狱，滥用酷刑，“蜀人大怨”。孟昶设计将他捕杀，为国除了一害。
为了督促、勉励地方官吏奉公守法，孟昶以箴言的形式，亲自撰写了一篇《官箴》（又名《令箴》），颁发给境内各州县，作为为官守则，这就是后世《戒石铭》的蓝本。当时中原地区正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状态，后蜀偏安一隅，保境安民，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免于战火的波及，数十年不识干戈。
后蜀灭亡后，孟昶全家被迁往东京汴梁，当地百姓感念他的恩情，一路哭送，至犍为县而别，此地因而被后人称为“哭王滩”。宋太祖赵匡胤发兵灭后蜀，命吕余庆出任成都太守，专门叮嘱他说：“蜀人思孟昶不忘。”由此可见，如果孟昶真是一个昏君，是不可能得到百姓如此爱戴和思念的。
孟昶所作的《官箴》共二十四句：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
其中讲到的“三异”“七丝”“驱鸡”“留犊”等，都是与廉政相关的典故。三异，是指东汉中牟令鲁恭行德政而出现的三种奇迹，即“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七丝是指古琴的七根弦，《文选》张衡《思玄赋》“考治乱於律均兮”，李善注：“《琴道》曰：琴七丝，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驱鸡，即赶鸡，荀悦《申鉴·政体》：“睹孺子则驱鸡也，而见御民之方。孺子驱鸡者，急则惊，缓则滞。”比喻做官御民要宽严得当。留犊，是说东汉寿春令时苗“居官岁余，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借喻居官清廉，纤介不取。因此，从内容上说，《令箴》事实上就是一篇廉政檄文，告诫文武百官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以仁慈之心来对待百姓。
孟昶的《官箴》文笔显然优美，但内容深奥难懂。因此，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摘取了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并亲笔书写，颁行天下，“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谓之《戒石铭》”。这就是后世通行的《戒石铭》。而颁布《戒石铭》目的，就是“使守令僚佐触目警心，务求为良吏”。
南宋建立后，宋高宗赵构于绍兴二年（1132年），亲笔临摹黄庭坚书写的《戒石铭》，并“颁赐诸郡县”，刻在石上，作为衙门的座右铭，“以为晨夕之戒”。绍兴四年（1134年）金兵将领在接见南宋使臣魏良臣时，还专门问起此事，说路过的“所在州县，多见恤刑手诏及《戒石铭》”，可见其影响之大。
衙门立《戒石铭》的制度也被后世所承袭。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明令各府州县俱立《戒石铭》于衙署堂前的甬道中，并建亭保护，称为“戒石亭”。到了清代，因戒石亭居甬道正中出入不便，遂改为木制或石制牌坊，架在甬道之上，故又称为“戒石坊”。清朝雍正乾隆时的清官袁守定在其《居官通义》中说：每当自己看到衙门里的《戒石铭》，“摩挲读之，不禁泪下，安敢以一日之长，结怨于民，以获罪于天也”。不仅如此，《戒石铭》还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影响。据说《戒石铭》于清乾隆年间传入日本，桃园天皇宽延二年（1749年），日本国福岛县二本松藩王丹羽高宽将十六字碑文刻于该市霞城公园内一块巨石上，将其作为藩政官员的行政准则，后又谱成歌曲，命政府公务人员每日上班前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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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石铭》的由来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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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4-20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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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人们对《戒石铭》可能不会陌生，它是自北宋起在全国各州县衙门外竖立的一块石刻，上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大字，是中国法制史和廉政史上的重要文物。但由于它最初的作者孟昶是五代后蜀的亡国之君，因而也使得它的由来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
说起孟昶，最为后人所熟知的，大概就是他的“七宝溺器”了。据欧阳修《新五代史》记载：孟昶“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司马光《涑水记闻》也记载：“太祖（赵匡胤）平蜀，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无亡得乎？”但也有人认为这一记载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将孟昶妖魔化，把他描绘成了一个以声色犬马自娱的人。宋代野史《五国故事》中就说孟昶“寝处惟紫罗帐、紫碧绫帷褥而已，无加锦绣之饰。至于盥漱之具，亦但用银，兼以黑漆木器耳。每决死刑，多所矜减。而俭止一身”，显然与《新五代史》的记载不同。另据《新五代史》记载：孟昶曾“多采良家子以充后宫，枢密副使韩保贞切谏，（孟）昶大悟，即日出之，赐（韩）保贞金数斤”。看来孟昶也能够闻过则改，至少不是一个昏君。
更为重要的是，孟昶为政也颇有可称道之处。《蜀梼杌》称他“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并称赞其“戒王衍（前蜀王）荒淫骄佚之失，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虽刑罚稍峻，而不至酷虐，人颇安之”。他很赞赏唐太宗李世民虚心纳谏的作风，并努力仿效；他也很注意用法律手段打击不法豪强，整饬吏治。当时一些将相大臣都是他父亲的故旧，他们依仗权势，横行不法，夺人良田，占人家产。孟昶即位后，便将其中罪大恶极者逮捕法办，杀一儆百。宰相张业手握军政、财政大权，对百姓横征暴敛，并在家中私设监狱，滥用酷刑，“蜀人大怨”。孟昶设计将他捕杀，为国除了一害。
为了督促、勉励地方官吏奉公守法，孟昶以箴言的形式，亲自撰写了一篇《官箴》（又名《令箴》），颁发给境内各州县，作为为官守则，这就是后世《戒石铭》的蓝本。当时中原地区正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状态，后蜀偏安一隅，保境安民，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免于战火的波及，数十年不识干戈。
后蜀灭亡后，孟昶全家被迁往东京汴梁，当地百姓感念他的恩情，一路哭送，至犍为县而别，此地因而被后人称为“哭王滩”。宋太祖赵匡胤发兵灭后蜀，命吕余庆出任成都太守，专门叮嘱他说：“蜀人思孟昶不忘。”由此可见，如果孟昶真是一个昏君，是不可能得到百姓如此爱戴和思念的。
孟昶所作的《官箴》共二十四句：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
其中讲到的“三异”“七丝”“驱鸡”“留犊”等，都是与廉政相关的典故。三异，是指东汉中牟令鲁恭行德政而出现的三种奇迹，即“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七丝是指古琴的七根弦，《文选》张衡《思玄赋》“考治乱於律均兮”，李善注：“《琴道》曰：琴七丝，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驱鸡，即赶鸡，荀悦《申鉴·政体》：“睹孺子则驱鸡也，而见御民之方。孺子驱鸡者，急则惊，缓则滞。”比喻做官御民要宽严得当。留犊，是说东汉寿春令时苗“居官岁余，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借喻居官清廉，纤介不取。因此，从内容上说，《令箴》事实上就是一篇廉政檄文，告诫文武百官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以仁慈之心来对待百姓。
孟昶的《官箴》文笔显然优美，但内容深奥难懂。因此，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摘取了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并亲笔书写，颁行天下，“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谓之《戒石铭》”。这就是后世通行的《戒石铭》。而颁布《戒石铭》目的，就是“使守令僚佐触目警心，务求为良吏”。
南宋建立后，宋高宗赵构于绍兴二年（1132年），亲笔临摹黄庭坚书写的《戒石铭》，并“颁赐诸郡县”，刻在石上，作为衙门的座右铭，“以为晨夕之戒”。绍兴四年（1134年）金兵将领在接见南宋使臣魏良臣时，还专门问起此事，说路过的“所在州县，多见恤刑手诏及《戒石铭》”，可见其影响之大。
衙门立《戒石铭》的制度也被后世所承袭。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明令各府州县俱立《戒石铭》于衙署堂前的甬道中，并建亭保护，称为“戒石亭”。到了清代，因戒石亭居甬道正中出入不便，遂改为木制或石制牌坊，架在甬道之上，故又称为“戒石坊”。清朝雍正乾隆时的清官袁守定在其《居官通义》中说：每当自己看到衙门里的《戒石铭》，“摩挲读之，不禁泪下，安敢以一日之长，结怨于民，以获罪于天也”。不仅如此，《戒石铭》还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影响。据说《戒石铭》于清乾隆年间传入日本，桃园天皇宽延二年（1749年），日本国福岛县二本松藩王丹羽高宽将十六字碑文刻于该市霞城公园内一块巨石上，将其作为藩政官员的行政准则，后又谱成歌曲，命政府公务人员每日上班前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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