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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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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隐龙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的女皇帝，武则天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她奖励农桑，改革吏治，拔擢贤才，广开言路，开创了长达十余年的武周之治；与此同时，她还是一位“发明家”——这里说的可不是昙花一现、华而不实的则天文字，而是一样影响了中国司法制度数百年的法律器物：铜匦。
匦，就是小匣子。当然，武则天的这些小匣子并不简单，它背后代表着一整套匦函制度，正符合武则天广开言路的执政理念。那么，这些小匣子究竟有什么玄机，居然能在中国法制史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要从武则天当政时的特殊时代背景开始说起。
中国古代的女皇不止一人，但能称上“正统”二字的唯有武则天。即使如此，武则天对自己执政依然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所以终其一朝都大开告密之门。为了加强耳目，武则天于垂拱二年（686年）在朝堂东、西、南、北四面分置了青、丹、白、黑色四个铜匦，以收集各路情报。
这四个铜匦具有告密的功能，但其意义远远不止告密，而更带有“申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的目标。四匦的形制与命名正合阴阳五行思想，同时也凸显了武则天浓浓的个人审美与政治权威；而论其功能则不仅局限于告密，更有劝农之事、谏论时政之得失、自陈屈抑、告以谋智等。《资治通鉴》对四匦的解释更为简洁明了：“延恩匦”为求仕进者投之，“招谏匦”为言朝政得失者投之，“申冤匦”为有冤抑者投之，“通玄匦”为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由此看来，四匦已然是各路民情政事直达天听的信息中枢。
铜匦设在光顺门内，武则天设置了专门的知匦使院，其中知匦使进行分拣，理匦使负责进一步的审阅。文书中关系重大的直接交与武则天本人，普通事务则转发到宰相或者其他的有关部门处理，再上奏武则天决断。
四匦虽然颜色各异，但其基本形制均是“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以保护投书者的隐私。从政治角度来看，匦函制度或许与武则天的“酷吏政治”相得益彰，使得告密行为越加盛行；但从法制角度来看，其的确承担了大量“通冤滞”“知民情”的职责，功效十分显著。
匦函制度的确由武则天首创，但说这位女皇帝兼“发明家”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也不假，因为早在唐朝之前，中国历朝就已经出现了形式各异的举报箱，从形制与功用上来看，武则天的铜匦可以看作这些举报箱的加强版。
不过举报箱诞生于哪个时代，史学界尚有争议。相对古老的说法是，中国最早的举报箱由号称“法家始祖”的李悝发明，名为“蔽竹”。公元前403年，魏文侯任李悝为相主持变法，为鼓励百姓举奸揭凶，李悝遂在偏僻的巷道中设置蔽竹。这种蔽竹是一个圆柱形的竹筒，上留小口，民众可以将写有检举内容的竹简投入其中。一旦查证确实，官府将“严律治之”。
秦朝设有公车司马令，凡吏民上章皆由其转达；汉朝也有“诣阙上书”的制度，但这些都不是秘密的检举。真正具备举报箱功能的，要数西汉宣帝时期颍川太守赵广汉发明的缿筩（“缿筩”与“缿筒”通用）。
《汉书·赵广汉传》载：“（赵广汉）教吏为缿筩，及得投书，削其主名，而托以为豪杰大姓子弟所言。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风俗大改。吏民相告讦，广汉得以为耳目，盗贼以故不发，发又辄得。”
南朝梁时，梁武帝萧衍正式在公车府设置了具有匦函性质的谤木函和肺石函。百姓有对朝廷的批评，可投书于谤木函；有自荐、申冤的，可以投书于肺石函。从内容上来看，两函受理事务的范围比起缿筒有极大的拓展并开始分类，已经基本具备了匦函制度的形式，武则天在创设匦函时，很难说没有借鉴萧衍的经验。
唐朝灭亡后，匦函制度依然常见于五代诸国。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均有设匦函的记载。宋初效法唐，继续推行匦函制度，直到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宋太宗赵光义改匦院为登闻院，匦函才变成了检匣。检与匦形制相似、功效相同，也重在“可入不可出”，《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东延恩匦为崇仁检，南招谏匦为思谏检，西申冤匦为申明检，北通玄匦为招贤检。”可见匦与检无非变了一个名称，其实质并没有什么区别。
宋亡后，继而统治中原的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很多制度由此中断，有宋一朝极度重视的检函制度也随之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明清两朝依然有迎驾、密奏、叩阍等制度，但由南朝梁至南宋通行七百余年的匦函制度，却再也没有出现。
历朝历代创设了林林总总的直诉形式，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底层社会的案件可以赢得皇帝的关注，从而避免官官相护的情形；而这一申诉渠道的存在同样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让一些社会矛盾不至于因为无处疏解而引发动荡。直诉制度因其管辖领域极广，使朝廷得以通过个案了解到更多国情民意，实现“广言纳谏，下情达上”的目的。
不过，中国自古以来便是泱泱大国，广大穷苦百姓能不远千里去投匦函、邀车驾的毕竟只是少数；反之皇帝唯一人而已，其所能照顾到的领域也着实有限。直诉制度历经二十余个朝代的发展虽然日臻成熟健全，但其功效并不乐观。正如《汉书·刑法志》所言：“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法律不是万能的，如何将其效用发挥到最大，中国千年直诉制度中的经验教训，实在值得后人吸取借鉴。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华馆）》，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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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皇的匣子：铜匦里的盛唐直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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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2-2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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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武后行从图》（摹本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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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隐龙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的女皇帝，武则天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她奖励农桑，改革吏治，拔擢贤才，广开言路，开创了长达十余年的武周之治；与此同时，她还是一位“发明家”——这里说的可不是昙花一现、华而不实的则天文字，而是一样影响了中国司法制度数百年的法律器物：铜匦。
匦，就是小匣子。当然，武则天的这些小匣子并不简单，它背后代表着一整套匦函制度，正符合武则天广开言路的执政理念。那么，这些小匣子究竟有什么玄机，居然能在中国法制史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要从武则天当政时的特殊时代背景开始说起。
中国古代的女皇不止一人，但能称上“正统”二字的唯有武则天。即使如此，武则天对自己执政依然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所以终其一朝都大开告密之门。为了加强耳目，武则天于垂拱二年（686年）在朝堂东、西、南、北四面分置了青、丹、白、黑色四个铜匦，以收集各路情报。
这四个铜匦具有告密的功能，但其意义远远不止告密，而更带有“申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的目标。四匦的形制与命名正合阴阳五行思想，同时也凸显了武则天浓浓的个人审美与政治权威；而论其功能则不仅局限于告密，更有劝农之事、谏论时政之得失、自陈屈抑、告以谋智等。《资治通鉴》对四匦的解释更为简洁明了：“延恩匦”为求仕进者投之，“招谏匦”为言朝政得失者投之，“申冤匦”为有冤抑者投之，“通玄匦”为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由此看来，四匦已然是各路民情政事直达天听的信息中枢。
铜匦设在光顺门内，武则天设置了专门的知匦使院，其中知匦使进行分拣，理匦使负责进一步的审阅。文书中关系重大的直接交与武则天本人，普通事务则转发到宰相或者其他的有关部门处理，再上奏武则天决断。
四匦虽然颜色各异，但其基本形制均是“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以保护投书者的隐私。从政治角度来看，匦函制度或许与武则天的“酷吏政治”相得益彰，使得告密行为越加盛行；但从法制角度来看，其的确承担了大量“通冤滞”“知民情”的职责，功效十分显著。
匦函制度的确由武则天首创，但说这位女皇帝兼“发明家”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也不假，因为早在唐朝之前，中国历朝就已经出现了形式各异的举报箱，从形制与功用上来看，武则天的铜匦可以看作这些举报箱的加强版。
不过举报箱诞生于哪个时代，史学界尚有争议。相对古老的说法是，中国最早的举报箱由号称“法家始祖”的李悝发明，名为“蔽竹”。公元前403年，魏文侯任李悝为相主持变法，为鼓励百姓举奸揭凶，李悝遂在偏僻的巷道中设置蔽竹。这种蔽竹是一个圆柱形的竹筒，上留小口，民众可以将写有检举内容的竹简投入其中。一旦查证确实，官府将“严律治之”。
秦朝设有公车司马令，凡吏民上章皆由其转达；汉朝也有“诣阙上书”的制度，但这些都不是秘密的检举。真正具备举报箱功能的，要数西汉宣帝时期颍川太守赵广汉发明的缿筩（“缿筩”与“缿筒”通用）。
《汉书·赵广汉传》载：“（赵广汉）教吏为缿筩，及得投书，削其主名，而托以为豪杰大姓子弟所言。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风俗大改。吏民相告讦，广汉得以为耳目，盗贼以故不发，发又辄得。”
南朝梁时，梁武帝萧衍正式在公车府设置了具有匦函性质的谤木函和肺石函。百姓有对朝廷的批评，可投书于谤木函；有自荐、申冤的，可以投书于肺石函。从内容上来看，两函受理事务的范围比起缿筒有极大的拓展并开始分类，已经基本具备了匦函制度的形式，武则天在创设匦函时，很难说没有借鉴萧衍的经验。
唐朝灭亡后，匦函制度依然常见于五代诸国。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均有设匦函的记载。宋初效法唐，继续推行匦函制度，直到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宋太宗赵光义改匦院为登闻院，匦函才变成了检匣。检与匦形制相似、功效相同，也重在“可入不可出”，《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东延恩匦为崇仁检，南招谏匦为思谏检，西申冤匦为申明检，北通玄匦为招贤检。”可见匦与检无非变了一个名称，其实质并没有什么区别。
宋亡后，继而统治中原的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很多制度由此中断，有宋一朝极度重视的检函制度也随之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明清两朝依然有迎驾、密奏、叩阍等制度，但由南朝梁至南宋通行七百余年的匦函制度，却再也没有出现。
历朝历代创设了林林总总的直诉形式，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底层社会的案件可以赢得皇帝的关注，从而避免官官相护的情形；而这一申诉渠道的存在同样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让一些社会矛盾不至于因为无处疏解而引发动荡。直诉制度因其管辖领域极广，使朝廷得以通过个案了解到更多国情民意，实现“广言纳谏，下情达上”的目的。
不过，中国自古以来便是泱泱大国，广大穷苦百姓能不远千里去投匦函、邀车驾的毕竟只是少数；反之皇帝唯一人而已，其所能照顾到的领域也着实有限。直诉制度历经二十余个朝代的发展虽然日臻成熟健全，但其功效并不乐观。正如《汉书·刑法志》所言：“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法律不是万能的，如何将其效用发挥到最大，中国千年直诉制度中的经验教训，实在值得后人吸取借鉴。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华馆）》，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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