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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中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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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见习记者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王继明
8名子女因遗产继承问题大打出手，社区律师金志方积极参与调解，讲法理明事理，促其达成一致意见；收不回欠款向法院起诉，经驻法院公证人员赵市杰诉前调解，原告同意撤诉、重新签订还款协议，并办理债权公证……在湖北武汉，越来越多的金志方、赵市杰参与到矛盾纠纷调处之中。
近年来，武汉市司法局整合社会资源，积极搭建多元解纷平台，探索形成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衔接联动的新格局。
多元主体
街党工委负责人“三顾茅庐”，胡炳基“出山”，担纲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个人品牌调解工作。胡炳基退休前任黄陂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善做群众工作，很有威望。从事调解工作以来，胡炳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化解街道信访分流的矛盾纠纷。
积极引导道德模范、乡贤能人等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像胡炳基这样的个人品牌调解工作室，遍布黄陂区20个街乡，有力助推基层社会治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矛盾纠纷日趋复杂、调处难度越来越大，单纯依靠传统方式和司法行政的力量远远不够。”武汉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副处长夏锋向《法治日报》记者坦言。
为此，武汉市司法局主动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信访局等协调，积极建设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各种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和手段相互衔接、优势互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武汉各区还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武昌区利用其丰富律师资源，孵化成立由律师组成的调解组织“武昌区睿和天下调解中心”，并引入多家律师事务所参与公调对接、诉调对接。汉阳区则成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开辟诉调对接新模式，打造人民调解为主、法院调解为辅，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行力为后盾的矛盾纠纷多层级化解新格局。
拓展领域
医院出具的病历上显示的孩子性别与麻醉记录上记载的不一致，刚做完剖腹产的汤女士有点崩溃。院方一口咬定麻醉记录系医护人员笔误所致，不愿出具亲子证明。双方各执己见，矛盾一触即发。
像这样的医疗纠纷专业性强、矛盾易激化，传统人民调解组织调处往往吃力不讨好。武汉市江岸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介入调解，医患双方达成和解：由汤女士夫妇带婴儿到鉴定部门做亲子鉴定，费用由医院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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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区医调委是武汉市推进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的硕果。“在原有交通事故纠纷、医疗纠纷、物业纠纷等领域基础上，针对新时代矛盾纠纷的新变化，我们积极拓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覆盖领域。”武汉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处长黄有鸿说。
今年9月，武汉市司法局、市工商联联合印发《关于设立商会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方案》，要求全市工商联系统商会迅速落实，形成具有商会特色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9月26日，武汉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揭牌成立。
记者从武汉市司法局了解到，全市现设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71家，涉及交通事故、医疗纠纷、劳动争议、物业纠纷、婚姻家庭、消费纠纷、旅游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商会等9个领域。
规范建设
伴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持续完善，武汉市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也在跟进。
2018年，武汉市司法局印发方案，开展为期3年的人民调解和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工作。今年7月，按照湖北省司法厅部署，武汉市率先在全省开展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工作。这项工作根据调解员政治素质、工作业绩、调解能力、工作年限等情况，评定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共四个等级的人民调解员，其中一级为最高等级。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结果将作为获取相应补贴、参加相应培训、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为提升调解员能力素质，除常态化开展学习培训，武汉各区纷纷实施“以奖代补”制度，对调解成功的案件，依据案件办理的复杂程度、调解难度，为调解员发放相应补贴，进一步调动调解员积极性和主动性。
武汉市洪山区还探索将社区（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换届纳入社区（村）“两委”环节工作同部署，努力打造熟悉社情民意、居民群众拥护的社区（村）人民调解队伍。
武汉市司法局提供的一组数据反映了人民调解队伍建设质效——近3年来，全市3489个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案件184570件，调解成功率99.9%，协议履行率99.4%，防止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纠纷608件。
“通过持续的规范化建设，我市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水平得到新的提升，人民调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稳定、民生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武汉市司法局副局长陈仕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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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多元解纷共“调”和谐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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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2-1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平安中国·社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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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见习记者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王继明
8名子女因遗产继承问题大打出手，社区律师金志方积极参与调解，讲法理明事理，促其达成一致意见；收不回欠款向法院起诉，经驻法院公证人员赵市杰诉前调解，原告同意撤诉、重新签订还款协议，并办理债权公证……在湖北武汉，越来越多的金志方、赵市杰参与到矛盾纠纷调处之中。
近年来，武汉市司法局整合社会资源，积极搭建多元解纷平台，探索形成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衔接联动的新格局。
多元主体
街党工委负责人“三顾茅庐”，胡炳基“出山”，担纲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个人品牌调解工作。胡炳基退休前任黄陂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善做群众工作，很有威望。从事调解工作以来，胡炳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化解街道信访分流的矛盾纠纷。
积极引导道德模范、乡贤能人等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像胡炳基这样的个人品牌调解工作室，遍布黄陂区20个街乡，有力助推基层社会治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矛盾纠纷日趋复杂、调处难度越来越大，单纯依靠传统方式和司法行政的力量远远不够。”武汉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副处长夏锋向《法治日报》记者坦言。
为此，武汉市司法局主动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信访局等协调，积极建设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各种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和手段相互衔接、优势互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武汉各区还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武昌区利用其丰富律师资源，孵化成立由律师组成的调解组织“武昌区睿和天下调解中心”，并引入多家律师事务所参与公调对接、诉调对接。汉阳区则成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开辟诉调对接新模式，打造人民调解为主、法院调解为辅，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行力为后盾的矛盾纠纷多层级化解新格局。
拓展领域
医院出具的病历上显示的孩子性别与麻醉记录上记载的不一致，刚做完剖腹产的汤女士有点崩溃。院方一口咬定麻醉记录系医护人员笔误所致，不愿出具亲子证明。双方各执己见，矛盾一触即发。
像这样的医疗纠纷专业性强、矛盾易激化，传统人民调解组织调处往往吃力不讨好。武汉市江岸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介入调解，医患双方达成和解：由汤女士夫妇带婴儿到鉴定部门做亲子鉴定，费用由医院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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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区医调委是武汉市推进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的硕果。“在原有交通事故纠纷、医疗纠纷、物业纠纷等领域基础上，针对新时代矛盾纠纷的新变化，我们积极拓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覆盖领域。”武汉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处长黄有鸿说。
今年9月，武汉市司法局、市工商联联合印发《关于设立商会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方案》，要求全市工商联系统商会迅速落实，形成具有商会特色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9月26日，武汉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揭牌成立。
记者从武汉市司法局了解到，全市现设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71家，涉及交通事故、医疗纠纷、劳动争议、物业纠纷、婚姻家庭、消费纠纷、旅游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商会等9个领域。
规范建设
伴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持续完善，武汉市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也在跟进。
2018年，武汉市司法局印发方案，开展为期3年的人民调解和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工作。今年7月，按照湖北省司法厅部署，武汉市率先在全省开展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工作。这项工作根据调解员政治素质、工作业绩、调解能力、工作年限等情况，评定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共四个等级的人民调解员，其中一级为最高等级。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结果将作为获取相应补贴、参加相应培训、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为提升调解员能力素质，除常态化开展学习培训，武汉各区纷纷实施“以奖代补”制度，对调解成功的案件，依据案件办理的复杂程度、调解难度，为调解员发放相应补贴，进一步调动调解员积极性和主动性。
武汉市洪山区还探索将社区（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换届纳入社区（村）“两委”环节工作同部署，努力打造熟悉社情民意、居民群众拥护的社区（村）人民调解队伍。
武汉市司法局提供的一组数据反映了人民调解队伍建设质效——近3年来，全市3489个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案件184570件，调解成功率99.9%，协议履行率99.4%，防止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纠纷608件。
“通过持续的规范化建设，我市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水平得到新的提升，人民调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稳定、民生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武汉市司法局副局长陈仕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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