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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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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孙忠玲
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江苏省常州市的王某虚构自己可以帮助别人解决酒驾被查、挪用公款被抓，以及代为联系生意合伙人等事实，诈骗作案3起，骗取被害人聂某某、吴某、唐某等人共计14万余元。
事发后，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在审查起诉期间，王某表示自愿认罪认罚，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及量刑建议，并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2021年1月26日，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依法判处王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一审宣判后，王某于2021年3月12日，以其已退赔被害人聂某某人民币6万元、原判量刑过重为由上诉。得知王某上诉后，该案承办检察官第一时间联系王某，王某出示了被害人聂某某签名的收条，表示自己已得到其谅解，依据法律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但承办检察官在仔细检查收条的签名后，发现与案卷中被害人聂某某本人的签名差别较大。
通过进一步讯问被告人王某支付退赔款的方式、时间、地点等细节问题，调取并核查了王某的经济状况，结合被害人聂某某以及证人梁某的陈述，承办检察官查明王某曾经多次滋扰纠缠聂某某，要求其在未获得退赔款的情况下出具收条，严重扰乱了聂某某的正常工作和生活。聂某某拒绝后，王某才私自伪造罪轻证据，恶意上诉。
因此，王某所谓的还款系编造，收条及签名系伪造，其目的就是想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获取从轻量刑，其提出的上诉并无正当理由，违背了认罪认罚的具结承诺。
为维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严肃性和刚性约束力，金坛区检察院决定以“被告人不服判决并持伪造证据提出上诉，导致本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条件不再具备”为由，依法向上级法院提出抗诉。
在提出抗诉期间，金坛区检察院一方面自行审查全案实体与程序，核实上诉原因及新增事实，确保认罪认罚程序适用合法；另一方面强化多方联动，将相关查实证据递交法院，积极联系律师说明情况，并与司法局围绕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案件进行探讨。
2021年6月2日，常州市检察院支持金坛区检察院进行抗诉，请求对王某从严惩处。后经二审开庭举证、质证后，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9日对王某从重改判，判处王某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3万元。
认罪认罚后反悔将面临严罚
该案承办检察官姜海燕介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于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2019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权益保障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2018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姜海燕介绍，综合考虑王某的犯罪情节，王某可能面临有期徒刑4年7个月至4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至5万元的刑罚，正是由于王某自愿认罪认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对其从宽处罚，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在审查起诉期间自愿认罪认罚，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及量刑建议，并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后王某在一审判决后，持冒用被害人名义伪造的6万元收条，恶意提起上诉，经检察机关核实，王某所谓的还款实属编造，收条及签名系自行书写，就是想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获取从轻量刑，提出的上诉并无正当理由，违背了认罪认罚的具结承诺。
“王某伪造罪轻证据上诉的行为毫无认罪悔罪认罚表现，其行为肆意践踏司法权威，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挑战了法治底线。”姜海燕表示。
根据最高检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检察官要对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加强监督管理，金坛区检察院果断提出抗诉，充分保障了刑事抗诉的合理性，坚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实效和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法定效力，维护了刑事判决的公信力、约束力、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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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造证据恶意上诉违背承诺从重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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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9-05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律服务·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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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孙忠玲
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江苏省常州市的王某虚构自己可以帮助别人解决酒驾被查、挪用公款被抓，以及代为联系生意合伙人等事实，诈骗作案3起，骗取被害人聂某某、吴某、唐某等人共计14万余元。
事发后，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在审查起诉期间，王某表示自愿认罪认罚，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及量刑建议，并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2021年1月26日，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依法判处王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一审宣判后，王某于2021年3月12日，以其已退赔被害人聂某某人民币6万元、原判量刑过重为由上诉。得知王某上诉后，该案承办检察官第一时间联系王某，王某出示了被害人聂某某签名的收条，表示自己已得到其谅解，依据法律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但承办检察官在仔细检查收条的签名后，发现与案卷中被害人聂某某本人的签名差别较大。
通过进一步讯问被告人王某支付退赔款的方式、时间、地点等细节问题，调取并核查了王某的经济状况，结合被害人聂某某以及证人梁某的陈述，承办检察官查明王某曾经多次滋扰纠缠聂某某，要求其在未获得退赔款的情况下出具收条，严重扰乱了聂某某的正常工作和生活。聂某某拒绝后，王某才私自伪造罪轻证据，恶意上诉。
因此，王某所谓的还款系编造，收条及签名系伪造，其目的就是想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获取从轻量刑，其提出的上诉并无正当理由，违背了认罪认罚的具结承诺。
为维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严肃性和刚性约束力，金坛区检察院决定以“被告人不服判决并持伪造证据提出上诉，导致本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条件不再具备”为由，依法向上级法院提出抗诉。
在提出抗诉期间，金坛区检察院一方面自行审查全案实体与程序，核实上诉原因及新增事实，确保认罪认罚程序适用合法；另一方面强化多方联动，将相关查实证据递交法院，积极联系律师说明情况，并与司法局围绕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案件进行探讨。
2021年6月2日，常州市检察院支持金坛区检察院进行抗诉，请求对王某从严惩处。后经二审开庭举证、质证后，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9日对王某从重改判，判处王某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3万元。
认罪认罚后反悔将面临严罚
该案承办检察官姜海燕介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于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2019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权益保障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2018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姜海燕介绍，综合考虑王某的犯罪情节，王某可能面临有期徒刑4年7个月至4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至5万元的刑罚，正是由于王某自愿认罪认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对其从宽处罚，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在审查起诉期间自愿认罪认罚，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及量刑建议，并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后王某在一审判决后，持冒用被害人名义伪造的6万元收条，恶意提起上诉，经检察机关核实，王某所谓的还款实属编造，收条及签名系自行书写，就是想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获取从轻量刑，提出的上诉并无正当理由，违背了认罪认罚的具结承诺。
“王某伪造罪轻证据上诉的行为毫无认罪悔罪认罚表现，其行为肆意践踏司法权威，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挑战了法治底线。”姜海燕表示。
根据最高检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检察官要对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加强监督管理，金坛区检察院果断提出抗诉，充分保障了刑事抗诉的合理性，坚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实效和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法定效力，维护了刑事判决的公信力、约束力、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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