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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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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大学读书生活似乎真正开始于1983年。这一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而我本人亦考取了本校法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从我的感觉看，小月河边的政法校园并未因为校名的更换而有太大的变化，相反，在这一百多亩逼仄的空间上瞬间搭建起一座座类似“抗震棚”的平房，密密麻麻几乎排列在院落的每一寸土地上，外人所见的“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其实不过是一个“抗震棚”林立的“大杂院”。
尽管如此，只有像我这样“北政一期”的政法人知道，从1983年开始，政法校园将注定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当时，“思想的喷涌”所生成的强劲风潮席卷至这个由于空间逼仄而变得越来越有热度的校园，来自天南地北的一百多名研究生和几乎同样数量从各地分配而来的青年教师，汇集而成两股“热情的激流”，在校园内蔓延而成为具有广泛冲击势能的力量。
北大法律系毕业的青年诗人海子(查海生)斯年分配至校刊编辑部工作，创作长诗《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在政法学子中点燃“诗性的火种”，让许多法科的学子突破僵化呆板的法律之学的藩篱，迸溅出“渴望无限接近天空”的想象火花，幻想着作为“远方的忠诚的儿子”，一直在“太阳”里高飞。可以想见，当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在政法校园曾经引起了怎样的惊愕和悲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专业硕士毕业的王润生以其专业的声音引领着初来乍到的政法学子。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在伦理学领域极富造诣，最早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道德，即“进取性道德”与“协调性道德”。前者是个人性外向性的，如“勇敢”“自由”等；后者是协调性、约束性的，如“仁义”等。他在人生哲学上回答了当时青年学生所普遍关注的有关“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之问题。王润生的课堂总是被众多学生“粉丝”拥挤得水泄不通，他每每跳跃着踏过学生的课桌奔至仅容纳一人之身的讲台。无疑，正是王润生在政法校园唤醒了无数个懵懂而沉睡的心灵。
（文章摘自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小月河边 有一所大学叫政法（一）》详见于《法治日报》2021年8月24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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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河边有一所大学叫政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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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8-3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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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大学读书生活似乎真正开始于1983年。这一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而我本人亦考取了本校法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从我的感觉看，小月河边的政法校园并未因为校名的更换而有太大的变化，相反，在这一百多亩逼仄的空间上瞬间搭建起一座座类似“抗震棚”的平房，密密麻麻几乎排列在院落的每一寸土地上，外人所见的“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其实不过是一个“抗震棚”林立的“大杂院”。
尽管如此，只有像我这样“北政一期”的政法人知道，从1983年开始，政法校园将注定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当时，“思想的喷涌”所生成的强劲风潮席卷至这个由于空间逼仄而变得越来越有热度的校园，来自天南地北的一百多名研究生和几乎同样数量从各地分配而来的青年教师，汇集而成两股“热情的激流”，在校园内蔓延而成为具有广泛冲击势能的力量。
北大法律系毕业的青年诗人海子(查海生)斯年分配至校刊编辑部工作，创作长诗《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在政法学子中点燃“诗性的火种”，让许多法科的学子突破僵化呆板的法律之学的藩篱，迸溅出“渴望无限接近天空”的想象火花，幻想着作为“远方的忠诚的儿子”，一直在“太阳”里高飞。可以想见，当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在政法校园曾经引起了怎样的惊愕和悲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专业硕士毕业的王润生以其专业的声音引领着初来乍到的政法学子。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在伦理学领域极富造诣，最早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道德，即“进取性道德”与“协调性道德”。前者是个人性外向性的，如“勇敢”“自由”等；后者是协调性、约束性的，如“仁义”等。他在人生哲学上回答了当时青年学生所普遍关注的有关“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之问题。王润生的课堂总是被众多学生“粉丝”拥挤得水泄不通，他每每跳跃着踏过学生的课桌奔至仅容纳一人之身的讲台。无疑，正是王润生在政法校园唤醒了无数个懵懂而沉睡的心灵。
（文章摘自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小月河边 有一所大学叫政法（一）》详见于《法治日报》2021年8月24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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