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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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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在浙江省齐心协力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热潮中，跃动着杭州1497名在册调解律师的辛劳身影。
他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参与诉源治理，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他们继承传统，接轨国际，依托数字赋能，以数字化调解新方式高效便捷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他们忠于职守，居中调解，按照市场规律，为当事人提供多元化全方位优质法律服务。
杭州市律师协会会长沈田丰近日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2016年，杭州律协率全国之先成立了律师专业调解组织。5年来，顺应数字化改革、诉源治理新形势，不断提高律师调解专业化、数字化、市场化水平，1497名在册调解律师成功调解矛盾纠纷1.3万件，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重要贡献。
专业化调解和事有方
“撤诉了！”
7月22日，律师王芳竹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听到这个消息，比打赢官司还高兴。
王芳竹是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设在武林巷6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的律师调解工作室，是她除法庭之外的另一个“战场”。她的最新战果就是主持调解上述这起因保险合同引发的申诉案，经她条分缕析、耐心劝说，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案件不再进入再审程序。
2016年，沈田丰和其他4名律师一起进驻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律师调解工作室，开启杭州律师参与诉前调解新征程。
沈田丰1985年从原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当了30多年律师，深谙以法律智慧调和利益分歧之道。他对《法治日报》记者说：“律师懂法律懂人情、经验丰富，居中调解具有低成本、高效率、重和谐三大优势。诉讼案件如能以调解结案，既可免诉讼之累，也可免执行之难。”
一起货款合同纠纷案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双方代理律师剑拔弩张、互不相让。沈田丰以调解律师身份介入此案后，极力斡旋，以第三方居中立场提供了一个兼顾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不到20天案件便以调解方式结案。
沈田丰感慨地说，如果此案走诉讼程序，双方至少得花6个月诉讼时间与一大笔诉讼费，可能要连打3个官司，后期还涉及一系列执行问题。
浙江是经济大省也是诉讼大省，大量矛盾纠纷涌入法院，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近年来，浙江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倡导“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率全国之先开展诉源治理。
律师参与诉前调解，就是杭州律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参与诉源治理的新探索。
杭州中院副院长郎长华介绍说，杭州法官人均结案数居全省首位，案多人少矛盾尤其突出。为破解这一难题，杭州中院与市司法局、市律协一起建立律师参与诉前调解机制和考评激励制度，在市财政支持下落实了经费保障，积极鼓励引导律师参与诉前调解。目前，杭州市已设立60家律师调解工作室和一家“市律谐调解中心”，已有1497名律师被吸纳为在册调解律师，在省高院、市中院和各基层法院参与诉前调解。
2019年，杭州法院收案数近1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2020年以来，杭州法院收案数继续稳中有降。
郎长华说：“杭州诉源治理取得的成效，律师积极介入诉前调解功不可没。”
数字化调解高效便捷
在杭州中院，律师每调解成功一起案件，政府补贴1000元。
若碰上复杂纠纷，来回奔波几次，这点补贴可能还不够汽车的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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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数字化改革，为律师调解插上了腾飞翅膀。
今年5月，浙江ODR平台“一码解纠纷”系统上线，开启法院引导类案线上律师调解新格局。
如今在杭州，调解律师只要点开手机里的小程序，约上双方当事人，就能轻松实现在指尖上调解纠纷。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芳习惯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以便随时线上调解案件。
上个月，郭芳接到浙江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推送短信，立即登录系统查阅案情，从联系当事人、反复沟通、起草协议到达成合意，全部线上进行，不到5个小时，就成功调解一起拖欠近5年的借款纠纷。
“调解十年身经千案，最近一年快调百案。”浙江惠崇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惠琴如此归纳数字化调解的优势。她说，数字化调解速度快、效率高、成功率高。借助“云见面”“云解纷”，前不久，她曾创造三方相隔千里、一小时成功调解一起案件的新纪录。
市场化调解实现多赢
按照传统，调解不能收费；而律师群体又依靠自收自支养家糊口、发展事业。
如何破解这一矛盾？
杭州市的做法是：让市场化纠纷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
5月31日，杭州首起法院引导类案件通过律师市场化调解成功结案。
作为“首吃螃蟹者”，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钦从中尝到了甜头，仅花一周碎片化时间，就调解成功一起标的额45万元的合同纠纷，并向法院申请了司法确认程序，分别帮助环保公司与建筑公司快速讨回货款，自己也获得了应得的报酬。
今年7月，杭州中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为市场化解纷机制试点单位，杭州律协借势而上，立即出台案件收费标准，加快推进律师调解市场化进程。
调解成功一起标的额200万元茅台酒供货合同纠纷后，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收取了1.25万元调解费，律师祝维雯告诉记者：“我们算了笔账，若打官司，抛开几个月诉讼时间成本不计，律师代理费、诉讼费合起来远不止这个数。所以案结事了后，双方当事人都心甘情愿支付这笔费用。”
杭州“五洋”案轰动一时、引发大规模集体诉讼，同时也给律师市场化调解提供了大舞台。
“看似律师收费不低，但我告诉你一串数字，你就知道该案难度有多大，如此收费是不是物有所值。”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沈宇锋介绍说，该案标的额高达13.6亿元，涉及机构与个人投资者多达780个。在调解过程中，律师团队联络个人投资者660余人、拨打调解电话1300余次、现场集中办公两周……目前，已帮助基本厘清法律关系，消解了当事人存在的极端情绪，已促成其中12家机构投资者、16名个人投资者以调解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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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化数字化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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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1497名律师诉前调解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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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8-2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综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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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在浙江省齐心协力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热潮中，跃动着杭州1497名在册调解律师的辛劳身影。
他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参与诉源治理，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他们继承传统，接轨国际，依托数字赋能，以数字化调解新方式高效便捷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他们忠于职守，居中调解，按照市场规律，为当事人提供多元化全方位优质法律服务。
杭州市律师协会会长沈田丰近日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2016年，杭州律协率全国之先成立了律师专业调解组织。5年来，顺应数字化改革、诉源治理新形势，不断提高律师调解专业化、数字化、市场化水平，1497名在册调解律师成功调解矛盾纠纷1.3万件，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重要贡献。
专业化调解和事有方
“撤诉了！”
7月22日，律师王芳竹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听到这个消息，比打赢官司还高兴。
王芳竹是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设在武林巷6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的律师调解工作室，是她除法庭之外的另一个“战场”。她的最新战果就是主持调解上述这起因保险合同引发的申诉案，经她条分缕析、耐心劝说，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案件不再进入再审程序。
2016年，沈田丰和其他4名律师一起进驻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律师调解工作室，开启杭州律师参与诉前调解新征程。
沈田丰1985年从原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当了30多年律师，深谙以法律智慧调和利益分歧之道。他对《法治日报》记者说：“律师懂法律懂人情、经验丰富，居中调解具有低成本、高效率、重和谐三大优势。诉讼案件如能以调解结案，既可免诉讼之累，也可免执行之难。”
一起货款合同纠纷案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双方代理律师剑拔弩张、互不相让。沈田丰以调解律师身份介入此案后，极力斡旋，以第三方居中立场提供了一个兼顾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不到20天案件便以调解方式结案。
沈田丰感慨地说，如果此案走诉讼程序，双方至少得花6个月诉讼时间与一大笔诉讼费，可能要连打3个官司，后期还涉及一系列执行问题。
浙江是经济大省也是诉讼大省，大量矛盾纠纷涌入法院，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近年来，浙江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倡导“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率全国之先开展诉源治理。
律师参与诉前调解，就是杭州律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参与诉源治理的新探索。
杭州中院副院长郎长华介绍说，杭州法官人均结案数居全省首位，案多人少矛盾尤其突出。为破解这一难题，杭州中院与市司法局、市律协一起建立律师参与诉前调解机制和考评激励制度，在市财政支持下落实了经费保障，积极鼓励引导律师参与诉前调解。目前，杭州市已设立60家律师调解工作室和一家“市律谐调解中心”，已有1497名律师被吸纳为在册调解律师，在省高院、市中院和各基层法院参与诉前调解。
2019年，杭州法院收案数近1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2020年以来，杭州法院收案数继续稳中有降。
郎长华说：“杭州诉源治理取得的成效，律师积极介入诉前调解功不可没。”
数字化调解高效便捷
在杭州中院，律师每调解成功一起案件，政府补贴1000元。
若碰上复杂纠纷，来回奔波几次，这点补贴可能还不够汽车的油钱。
下转第八版
上接第一版
浙江省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数字化改革，为律师调解插上了腾飞翅膀。
今年5月，浙江ODR平台“一码解纠纷”系统上线，开启法院引导类案线上律师调解新格局。
如今在杭州，调解律师只要点开手机里的小程序，约上双方当事人，就能轻松实现在指尖上调解纠纷。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芳习惯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以便随时线上调解案件。
上个月，郭芳接到浙江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推送短信，立即登录系统查阅案情，从联系当事人、反复沟通、起草协议到达成合意，全部线上进行，不到5个小时，就成功调解一起拖欠近5年的借款纠纷。
“调解十年身经千案，最近一年快调百案。”浙江惠崇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惠琴如此归纳数字化调解的优势。她说，数字化调解速度快、效率高、成功率高。借助“云见面”“云解纷”，前不久，她曾创造三方相隔千里、一小时成功调解一起案件的新纪录。
市场化调解实现多赢
按照传统，调解不能收费；而律师群体又依靠自收自支养家糊口、发展事业。
如何破解这一矛盾？
杭州市的做法是：让市场化纠纷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
5月31日，杭州首起法院引导类案件通过律师市场化调解成功结案。
作为“首吃螃蟹者”，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钦从中尝到了甜头，仅花一周碎片化时间，就调解成功一起标的额45万元的合同纠纷，并向法院申请了司法确认程序，分别帮助环保公司与建筑公司快速讨回货款，自己也获得了应得的报酬。
今年7月，杭州中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为市场化解纷机制试点单位，杭州律协借势而上，立即出台案件收费标准，加快推进律师调解市场化进程。
调解成功一起标的额200万元茅台酒供货合同纠纷后，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收取了1.25万元调解费，律师祝维雯告诉记者：“我们算了笔账，若打官司，抛开几个月诉讼时间成本不计，律师代理费、诉讼费合起来远不止这个数。所以案结事了后，双方当事人都心甘情愿支付这笔费用。”
杭州“五洋”案轰动一时、引发大规模集体诉讼，同时也给律师市场化调解提供了大舞台。
“看似律师收费不低，但我告诉你一串数字，你就知道该案难度有多大，如此收费是不是物有所值。”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沈宇锋介绍说，该案标的额高达13.6亿元，涉及机构与个人投资者多达780个。在调解过程中，律师团队联络个人投资者660余人、拨打调解电话1300余次、现场集中办公两周……目前，已帮助基本厘清法律关系，消解了当事人存在的极端情绪，已促成其中12家机构投资者、16名个人投资者以调解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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