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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烁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今年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行42周年，在劳动节前，笔者终于拿到了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孙长永洋洋百万余言的扛鼎力作——《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其实，早在2020年10月于西南政法大学召开的第十五届尚权刑事司法青年论坛会议上，孙老师就曾向大家透露自己带领的团队已经定稿了一部系统反思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发展的大部头著作。由于疫情的原因，该著作不久前才正式同读者见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说，这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盛事”。
二
这本著作的主题是回顾、反思中国刑事诉讼法制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但从内容上看，本书绝非普通的“编年史”。对过去四十年刑事诉讼法制发展的研究，重难点绝不仅仅在于将一个个规范性文件按照时间的顺序串联拼接，而是有效利用规范性文件、存留文献，乃至学术思想，梳理出法制发展的脉络，总结出时代法制的特征。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回顾总结类文献大都不好写就，一方面是因为受制于作者本身的知识水平和实践情况——要对这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线上的学术动向和实务面向如数家珍，对于可以经历的，要充满共情式地去体会、去思考、去感受，才能从中抽取出富有洞见的脉络主线。例如，本书第三章在介绍刑事案件陪审员制度时，重点泼墨陪审员制度的实施情况以及“严打”政策实施前后学界、实务界的争论交锋，这其中不乏详实的数据支持和清楚的文献引用，去引导读者了解陪审员制度改革背后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脉络。
另一方面，写就这类著作也极度依赖作者本人对其所从事专业的热忱。吴宏耀教授每次提及该作时都要强调一番：“以孙长永教授的成就和学术地位，其实完全没必要还劳心费神创作出这样的巨制。”笔者深以为然。在第二章介绍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时，孙老师指出：“广大律师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冒着各种风险，积极承担辩护职责，为大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及时、有效的辩护，在维护基本人权、平反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正、化解社会冲突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值得充分肯定。”字里行间难掩作者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进步的感动和喜悦；这种源自作者的感动和喜悦是真挚与热情的。
三
静下心来品读此书，四十年来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带来的历史厚重感油然而生。钱穆先生著《国史大纲》之时，曾深深感动于作者通过著史唤醒民族自信的努力，那些对虚无主义、文化自谴的斥责振聋发聩，给笔者带来诸多热血感与触动。可以说，学术GDP创造永远优先的当下，这种单凭写作带给读者的感动变得愈发难得。读到本书第八章“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和第九章“证明标准和疑罪从无规则”，作者花费大量篇幅介绍了我们是如何汲取刑事司法正反两方面经验最终作出了现在的制度选择以及证明标准、证据制度的实践运作效果。其间，本书对冤案的惋惜、对证据制度的严肃讨论、对疑罪从无等理念的深入解析均力透纸背，而文尾作者以“走向结果中立”为题，提出了诸多契合实际的改革方向建议以及“未竟之事在汝辈”的期许。
正如孙老师在该书“前言”部分所说：“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进一步推动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努力在我国尽快建成符合本国国情和司法规律、体现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当代刑事法制发展趋势的刑事诉讼法治体系，让正当法律程序真正成为所有国民自由权利的可靠保障。”
在笔者看来，本书就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领域的类似“制度史大纲”，18个章节浓缩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的“关山万里”，而作者对刑事诉讼实施的反思、具有连续性的研究，使得本书具有更为深厚的学术积淀，带给专业读者油然而生的共情感。
四
写作这篇小文时，正值2021年五四青年节。几年前的一次机会，笔者有幸单独向孙老师讨教学问。孙老师说自己在组织撰写“一部大书，要梳理一下中国刑诉这四十年”，说“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但我这样的也想做点儿事”。现在想来，孙老师说的“点儿事”就是这本书了，实在叹为观止。想起五四风云人物钱玄同先生说过，“少年固然要努力干，旁者趁秉烛之明，更要努力去干”（大意）。要说保持温度保持思考，孙老师永远是我们这些刑诉后来人的榜样。守常先生尝言，对于热爱之事，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孙老师团队此次呈现在诸君面前的这一厚重成果，完美呈现了这样的学术风华。
相信和孙老师有过近距离接触的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判断：孙老师保有一颗赤子之心。请诸君翻开本书读一读，尤其是孙老师亲自撰写的章节，诸如“逮捕制度”，一定会有相同感受。“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诗用来形容孙老师的过往经历非常恰当。他在书中所希望的，“让正当法律程序真正成为所有国民自由权利的可靠保障”，可谓一语千言。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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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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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孙长永教授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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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5-18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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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烁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今年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行42周年，在劳动节前，笔者终于拿到了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孙长永洋洋百万余言的扛鼎力作——《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其实，早在2020年10月于西南政法大学召开的第十五届尚权刑事司法青年论坛会议上，孙老师就曾向大家透露自己带领的团队已经定稿了一部系统反思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发展的大部头著作。由于疫情的原因，该著作不久前才正式同读者见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说，这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盛事”。
二
这本著作的主题是回顾、反思中国刑事诉讼法制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但从内容上看，本书绝非普通的“编年史”。对过去四十年刑事诉讼法制发展的研究，重难点绝不仅仅在于将一个个规范性文件按照时间的顺序串联拼接，而是有效利用规范性文件、存留文献，乃至学术思想，梳理出法制发展的脉络，总结出时代法制的特征。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回顾总结类文献大都不好写就，一方面是因为受制于作者本身的知识水平和实践情况——要对这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线上的学术动向和实务面向如数家珍，对于可以经历的，要充满共情式地去体会、去思考、去感受，才能从中抽取出富有洞见的脉络主线。例如，本书第三章在介绍刑事案件陪审员制度时，重点泼墨陪审员制度的实施情况以及“严打”政策实施前后学界、实务界的争论交锋，这其中不乏详实的数据支持和清楚的文献引用，去引导读者了解陪审员制度改革背后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脉络。
另一方面，写就这类著作也极度依赖作者本人对其所从事专业的热忱。吴宏耀教授每次提及该作时都要强调一番：“以孙长永教授的成就和学术地位，其实完全没必要还劳心费神创作出这样的巨制。”笔者深以为然。在第二章介绍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时，孙老师指出：“广大律师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冒着各种风险，积极承担辩护职责，为大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及时、有效的辩护，在维护基本人权、平反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正、化解社会冲突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值得充分肯定。”字里行间难掩作者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进步的感动和喜悦；这种源自作者的感动和喜悦是真挚与热情的。
三
静下心来品读此书，四十年来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带来的历史厚重感油然而生。钱穆先生著《国史大纲》之时，曾深深感动于作者通过著史唤醒民族自信的努力，那些对虚无主义、文化自谴的斥责振聋发聩，给笔者带来诸多热血感与触动。可以说，学术GDP创造永远优先的当下，这种单凭写作带给读者的感动变得愈发难得。读到本书第八章“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和第九章“证明标准和疑罪从无规则”，作者花费大量篇幅介绍了我们是如何汲取刑事司法正反两方面经验最终作出了现在的制度选择以及证明标准、证据制度的实践运作效果。其间，本书对冤案的惋惜、对证据制度的严肃讨论、对疑罪从无等理念的深入解析均力透纸背，而文尾作者以“走向结果中立”为题，提出了诸多契合实际的改革方向建议以及“未竟之事在汝辈”的期许。
正如孙老师在该书“前言”部分所说：“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进一步推动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努力在我国尽快建成符合本国国情和司法规律、体现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当代刑事法制发展趋势的刑事诉讼法治体系，让正当法律程序真正成为所有国民自由权利的可靠保障。”
在笔者看来，本书就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领域的类似“制度史大纲”，18个章节浓缩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的“关山万里”，而作者对刑事诉讼实施的反思、具有连续性的研究，使得本书具有更为深厚的学术积淀，带给专业读者油然而生的共情感。
四
写作这篇小文时，正值2021年五四青年节。几年前的一次机会，笔者有幸单独向孙老师讨教学问。孙老师说自己在组织撰写“一部大书，要梳理一下中国刑诉这四十年”，说“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但我这样的也想做点儿事”。现在想来，孙老师说的“点儿事”就是这本书了，实在叹为观止。想起五四风云人物钱玄同先生说过，“少年固然要努力干，旁者趁秉烛之明，更要努力去干”（大意）。要说保持温度保持思考，孙老师永远是我们这些刑诉后来人的榜样。守常先生尝言，对于热爱之事，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孙老师团队此次呈现在诸君面前的这一厚重成果，完美呈现了这样的学术风华。
相信和孙老师有过近距离接触的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判断：孙老师保有一颗赤子之心。请诸君翻开本书读一读，尤其是孙老师亲自撰写的章节，诸如“逮捕制度”，一定会有相同感受。“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诗用来形容孙老师的过往经历非常恰当。他在书中所希望的，“让正当法律程序真正成为所有国民自由权利的可靠保障”，可谓一语千言。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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