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华法系创新发展的方向是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中华法系的传统与创新性发展研究丛书》总序节选


  □ 张晋藩

  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法律实践的结晶,自夏商周至近代,源远流长,独树一帜,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法系在文化精神和宏观样式上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儒、墨、道、法各家都对中华法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儒家尤甚,具有一贯性和包容性。正是由于中华法系在文化上的多源头,才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法文化,缔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治文明。中华法系的形成与发展虽以汉民族为主导,但其他各民族同样作出了贡献。中华法系是融合了各民族的法律意识与创造力而形成的。
  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理论奠基,初步建立,体系成熟,制度完备。先秦是中华法系的理论奠基阶段,中华法系的基本法律理念以及一些具体法律制度在此阶段初步形成。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法系的初建阶段,中华法系的核心理念与主体制度逐渐发展、定型。中华法系的一些重要制度在这一时期创制建立、修订发展,并在政治法律实践中逐步成型,既丰富了中华法系的思想内涵,也为其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隋唐是中华法系的全面成熟时期。《唐律疏议》的制定与实施,完成了儒家经典思想对于法律规范的改造,实现了社会主流价值对于国家法典的实质性融入,促使中华文化精神与法律制度深度融合,代表着中华法系的成熟。至宋元明清,中华法系在发展中完备。这一时期根据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新需求,全面强化以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大一统”格局,维护中央集权,建立系统的职官管理法律制度,整体上推动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备。
  中华法制带有早熟性。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周朝,制度文明、法律文明都达到了一定水准。中华法系在各民族的共同缔造下,彰显出高度的完备性与优越性,对于周边民族极具吸引力。至唐朝,唐律已经影响世界,成为周边国家的母法。中华传统法律文化通过域外传播,正式形成中华法系,因而具有了世界性。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典章律例,不仅是中华法律的典范,也是世界法律文化史上陡起的高峰,为当时的高丽、日本、越南等国所取法,影响至深至远。
  中华法系集中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内涵,是中华民族理性与智慧的结晶,表现出伟大的创造力。中华法系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一些共同价值观念,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文化沃土。在治国理政层面,中华民族崇尚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礼法结合、综合为治的治国方略,为政以德、任人唯贤的政治品格,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治理传统,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在个人修为层面,中华民族保持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追求,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务实理性、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等等,这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彼此契合,具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和影响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彰显出主体性、继承性、包容性的特色。
  受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关于“五大法族”理论影响,最早提出中华法系问题的是梁启超。他说:“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我以数万万神圣之国民,建数千年绵延之帝国,其能有独立伟大之法系,宜也。”“故高丽、日本、安南诸国,皆以彼时代继受我之法系。”梁启超的观点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法学家。
  近现代以来,中华法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民国时期,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民国尤其是抗战时期,爱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复兴民族文化的热潮。法学家们希望通过弘扬中华法系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并为建设中国本位新法系提供理论资源。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成果有丁元普的《中华法系成立之经过及其将来》、程树德的《论中国法系》、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以及陈顾远的《关于中国固有法系回顾》系列文章。
  但是,民国学者对于中华法系缺乏统一的认识或必要的界定,或以中国固有体制与西方进行牵强附会的比附,甚而强调中国古之所有超过西方现有法制,这种非理性的夸大其词缺乏说服力。
  1980年厦门大学陈朝璧在《法学研究》第1期上发表《中华法系特点初探》一文,率先将中华法系研究重新提上法学论坛。同年,我在《法学研究》第4期发表《中华法系特点探源》,此文重点阐释形成中华法系特点的历史条件。1984年我在《政法论坛》第2期发表《再论中华法系的若干问题》一文,提出中华法系的六个特点:一是以儒家学说为基本指导思想,但也融合了墨、道、法、释等多源头的法律文化。二是出礼入刑,礼刑结合。三是家族本位的伦理法占有重要地位。四是立法与司法始终集权于中央,司法与行政合一。五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法典体例),与民刑有分、诸法并用(法律体系)。六是融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法律意识与法律原则。文中一、五、六这三点为前人所未提及。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揣摩,我对中华法系的特点有了一些新的认识。2005年我在《中华法系特点再议》一文中认为,中华法系的特点包括:一是农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农业立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三是儒家学说的引领作用。四是法与道德的相互支撑。五是家族法的重要地位,重宗法伦常关系,伦理法占有较大比重。六是法、理、情三者的统一是司法文明的重要体现。七是多民族的法律意识、法律成果的互相融合。八是明刑弼教,重视人命,实行“恤刑”制度,反映了重教化、慎刑罚的人文关怀。九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十是中华法系从未受到外来法系的侵袭,是最纯洁的法系。
  中华法系作为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当从过去的历史传统、当下的法治实践、未来的发展方向三个维度来把握其丰富内涵。遵循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循常不变的逻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有责任通过中华法系的历史叙事,描述、归纳并阐释中国法治文明传统之文化内涵及其精神特质,进而探讨中华法系创新发展的方向与路径,探索在更广阔的文化沃土和历史资源基础上构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可能性,这是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顾元教授主编的《中华法系的传统与创新性发展研究丛书》(八卷本),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丛书致力于构建一个真实多维的中华法系历史镜像,以揭示其法律秩序的价值本位和制度演进的因果机制,并试图通过唤醒德法合治的传统而使中华法系获得自我开新的精神力量。丛书对于中华法系的历史叙事,主要聚焦于两大主题:一是围绕中华法系的特质及其规律性等问题进行历史考察;二是基于中华法系创造性转化的立场,探寻中华法治文明秩序建构的本土资源。丛书不仅针对中华法系“治乱之道”进行审视反思,而且对其“良法善治”理念智慧进行阐发评论,从而获取创设新法律制度文明的历史智慧和智力支持。
  一言以蔽之,中华法系的演进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统一于中华法治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我期待,丛书能够真正致力于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展现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特性,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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