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治文明中的判例编纂

  经过编纂的判例,接近制定法的地位和效力,由此产生了“引例破法”等突出问题,这一现象历代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 王斌通

  判例是具有规范和启迪作用的司法判决。中国古代具有发现并运用判例的悠久传统。在判例制度数千年的嬗变、演进和发展过程中,判例编纂居于重要地位。判例编纂是包括判例编撰、汇编等在内的专门活动,在提升判例运用水平、维护制定法的地位、保持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稳定关系、缓解制定法与社会变迁的矛盾、促进中华法系和中华法治文明繁荣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判例编纂源远流长
  在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之前,同世界上所有的早期文明国家一样,中国早期的法律形式主要是判例。皋陶造律,就是司法官员从庞杂且零散的审判实践中总结普遍经验,发现判例,实现判例所蕴含的法理从个别调整上升为一般调整的过程。
  《孝经·五刑章》所言“五刑之属三千”,《唐律疏议》引《尚书大传》曰:“夏刑三千条”,反映了中华文明早期判例汇编的规模。先秦时期的制定法,正是在众多不同形式判例的汇集、演化基础上产生的。
  秦汉时期是判例编纂的探索阶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是出土文献中代表性的判例编纂成果。《奏谳书》是议罪案例的汇编,由二十二个案例组成,内容囊括汉代判例,乃至春秋至秦代的案例,如卷册收录的“黥城旦讲乞鞫”案,发生于秦王政二年。从《奏谳书》可见,汉代判例源于司法官员对日常案件尤其是疑难案件的审判与记录;相关案件经过上报廷尉并得出确切意见,对同类案件具有指导意义。
  判例的编纂助推了判例效力的发挥。这一时期,形成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的编纂准则。《晋书·刑法志》记载:“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
  汉以降,判例编纂屡有成绩,至宋代蔚为大观。宋代也是判例编纂的成熟阶段。一方面,判例编纂须经过严谨程序。通常由皇帝下诏,有关机构或官员具体执行,编纂成果经皇帝批准成为定例,再公布施行。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诏书提出:“诏枢密院,于刑部及军马司取索见用断例,及熙宁、元丰年以来断过体例,选差官两员逐一看详分明,编类成书,以备检断。令都副承旨兼领。其应于本院见编修文字,仍委今来所差官看详删定。以宣德郎陈瓘、承事郎张庭坚充枢密院编修文字。”看详、编类、删定,反映出判例标准程序的规范性。
  另一方面,判例编纂体例与制定法趋同。现存十余部名称可考的断例,大都以《宋刑统》的篇目体例为依据加以编排,如《绍兴编修刑名疑难断例》,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例》《捕亡》《断狱》汇编,结尾增加《目录》《修书指挥》。判例的基本形态仍保留案件审判原貌,与《宋刑统》构成律例对应,便于检索参照的格局。
  元代随事立法,判例及编纂活动进入繁荣期。元人王亮指出:“法律之意变易而不穷极,随其轻重,各有类例可断”,反映出判例在元代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现存《元典章》《通制条格》《至正条格》等法律中,存在大量经过筛选、修改的判例。
“引例破法”历代有不同程度体现
  明清时期,无论是空前普及的《明大诰》,与《大明律》兼用的《问刑条例》,还是《刑部比照加减成案》《刑部各司判例》等,均延续了前朝编例的优秀传统,进入判例编纂的发展阶段。经过汇编的判例,数量与日俱增,种类逐渐丰富,有力缓解了滞后的法律条文不敷时用的司法难题,更好地解释和明晰了律义,促进了社会进步和官民权益的保护。
  同时,这一时期,通过法定程序将判例改造成条例纳入制定法体系,成为当时立法的潮流。薛允升在《读例存疑》中对《大清律例》所载条例详加考证,逐一注明来源及演进过程,尤其揭示了清代“督抚附请定例”“刑部奏准定例”“钦奉谕旨恭纂为例”等因案生例、实现判例向制定法成功转化的主要路径。
  经过编纂的判例,接近制定法的地位和效力,由此产生了“引例破法”等突出问题,这一现象历代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为了限制并规范判例的使用,《唐会要》记载:“开元十四年九月三日敕:如闻用例破敕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不得更然。”《宋刑统》进一步明确:“准刑部格敕:如闻诸司用例破敕及令、式,深乖道理,自今以后,不得更然。”
  然而,这一条文并非制造制定法与判例“非此即彼”的对立。追求科条简要的法典容易导致对许多问题的处理“法所不载”,运用判例的现象仍具有牢固的生存空间和强烈的现实需求。判例编纂生生不息,研究判例的律学家时有出现,这些现象同样值得重视。
判例编纂对法制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判例编纂从属于立法,具有辅助性、补充性的鲜明特色。在制定法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判例是法律体系的一个支脉,存在于制定法的空隙和漏洞之中,承担着一定的“造法”功能。判例的编纂过程贯穿了律典的精神和原则,编纂成果有助于解决成文法体系下律典的有限与僵化问题。众多古圣先贤所强调的“例以辅律,而非破律”,清晰而具体地反映了律典与判例的关系,凸显判例服从并服务于稳定而统一的法律秩序的角色。漫长的判例发展史表明,中国古代判例的归途是融入律典,国家通过定期与不定期的立法活动,将判例吸收进律典,使律文更加完善,进一步收缩法律本不应缺席的“法外空间”,使法律调整的灵活性与稳定性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判例编纂有助于解决判例内部的抵牾,协调判例之间的关系。援引判例,并非单纯“遵循先例”,而是寄托了朝廷及司法官员对“同案同判”与法制统一的追求。判例因事而生,不加系统整理,极易出现以下问题:一是例出多门,参差不齐,司法官员在援引时经常陷入轻重失衡的困境;二是繁杂琐碎,透明性差,助长贪官污吏舞文弄法之恶习,损害朝廷权威与司法公信力。恰如《宋会要辑稿》所载:“夫法之当否人所共知,而例之有无多出吏手,往往隐匿其例,以沮坏良法,甚者俟贿赂既行,乃为具例,为患不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录了判例运用中的腐败乱象:“议者以为刑部用例之弊,非止临时翻检案牍、随意引用、轻重失当而已,外议相传有部吏卖例之说。”由中央司法机构组织判例编纂,有助于改善判例公开的局面,消除判例冲突的风险,使判例与判例之间、判例与律典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司法官员是判例编纂的主力,编纂活动成为沟通立法、司法与吏治的桥梁。在中华法系的传世法典《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等的纂修人员中,不乏声名显赫、各司要务的王公贵戚,而判例的编纂主体相对单一,主要为中央到地方的司法官员。而且,下级司法官员在遇到疑难复杂案件时,主动禀报上级,寻求公正合理的判决,使审判结果符合天理国法人情,是判例产生及汇编的重要动力源。据《福建省例》所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二十五日,福建按察使回复长汀县江观发之妻罗氏被丈夫殴伤自缢身亡一案时要求:“除饬行汀州府遵照外,合行通饬备票行府,照依院批事理,即使通饬各属一体遵照毋违等因。”这赋予了该判例在省域内的普遍约束力。难能可贵的是,在清代,司法官员自觉形成了汇编判例的习惯,带动了以全士潮等编《驳案新编》和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为代表的判例编纂佳作的涌现,这对于提升基层司法官员的素质,增强司法官员对立法、司法规律的把握能力,都大有裨益。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执行院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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