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是一种高度实践导向、持续回应现实、必须保持沟通可达性的知识形态。它不是无限追问,而是侧重及时判断;不是精美的理论建构,而是偏好行为测定
□ 刘星
20世纪80年代,一位历史学家提出的一个说法让法学家略感尴尬:法学是“幼稚”的。这个说法是相对当时其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而言的。
这意味着: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有深入的思考和推断,还有较丰富的理论工具,而法学较浅显。除了法理学,大部分部门法学通常是解释法条含义、分析法条利弊,而运用的主要思考手段也是一般人不觉得陌生的常理、常识,还有蕴含在法律中的法理。
“幼稚”一说,现在没人再提。可典型的法学——这里主要是指大部分的部门法学——和那个年代的法学没有实质区别。
虽然目前看,法学研究也会借助一些经济分析、统计模型等方法,偶尔采用社会深描,甚至贯通法律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但一般不会超越常理、常识、法理的边界,尤其是在纵向推理层面,不讲究深入。这让如今推崇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宏大理论——“法律整全性”(要求法律体系内部融贯一致,法官在裁判时要把法律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追求“类似案件类似处理”的公平性,而非孤立地套用条文)的人很是失望。
法律人更侧重常理、常识、法理
法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与法律家解决纠纷时的研讨特点较为类似。不难理解,法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向法律实践提供思考资源与解决方案。即使在“阻却”“竞合”这类外行人略感奇妙的词汇上刨根问底,在“谦抑原则”“比例原则”之类外行人略感抽象的理论上转来转去——颇像学术——目的还是为法律实践扫清疑惑。
所以,人们经常可看到,法学家会向法律家提供咨询,他们共论实例。反之,法律家摇身一变,可以成为法学家。
这意味着,观察法律家的裁判是理解问题的一个有意思的途径。
不妨看看以下这个裁判例子:
2022年,关于一宗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法院写出了长达两万余字的判决书。其中引用法条数十处,却始终未对“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展开哲理思考,也未运用相关的深厚理论展开论证。如果将眼光扫向更多的长篇裁判文书,也能看到类似情形。
即便是德沃金津津乐道的1889年美国纽约州里格斯诉帕尔玛案,其中法官的争论,也主要是围绕常理、常识、法理来展开。德沃金不过是深入思考、借题发挥,演绎出了法律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三者结合起来的深奥法理学叙事。
实践导向、现实回应、沟通可达
现在,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学看上去难免“幼稚”?
第一,部门法是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部门法,比如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知识产权法,都是现代的具体法律分类。它们的内容必然涉及细化的法律规定,为社会行动提供“手册指南”。结合常理、常识、法理,人们便能理解。人们关心法律的目的,是明确地知道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因此,说得深奥,好像行为边界反而模糊了。
第二,与第一点也是相关的——遇到公共话题,公众有时想听法学家说些什么。公众一般是从“一般知识”的视角,来期待法学家的答疑,并不想去深究。因为他们各自的行业专业,包括思维成本,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法学家忽视公众的预期,似乎不明智。当法学家想顾及“社会效果”、听到“公众掌声”时,更是如此。因此,公众预期,会制约法学应答的层次。
第三,这便涉及公众的推理习惯了。不难发觉,一般公众对专业的思考,因为精神成本制约,通常浅尝辄止:问第一个为什么后,可能会追问第二个为什么,但通常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美国法学家凯斯·桑斯坦在《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一书中,特别讲解了这一点。所以,人为制造推理层次的差异,恐怕弄巧成拙。
第四,法学及时回应现实问题,以较浅层或顶多较中层的推理方式进行论证,本身有助于解决实践问题、凝聚共识、较快赢得社会赞誉——这对法学惯常研究无疑是个激励。
第五,重点来了:法学必须应对立法、司法判例的不断出现。如果面对日新月异的法律实践,法学的反应变得迟钝甚至无动于衷,其势必遭遇大量法律人的疏远。这里的要害是,当一个问题研究已成熟,却可能面对相关立法与司法的创新、废除、修改,以及人们的想法发生变化的情形——是否记得,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美国法学界是何等焦虑?所以,从实效角度看,法学始终要面对新的情况。法学几乎无法像哲学那样,对一个问题反复深入研究。研究法律的人,恐怕对此深有体会。而这“第五点”,可以从深层串联起前面四点。
概括来看,上述五个方面,很好解释了为什么法学难免“幼稚”。我们甚至可说,希望法学摆脱“幼稚”,这种想法本身可能是幼稚的。
如果合并来讲,这些因素指向同一结构:法学是一种高度实践导向、持续回应现实、必须保持沟通可达性的知识形态。它的任务,不是无限追问,而是侧重及时判断;不是精美的理论建构,而是偏好行为测定。在这样的结构中,认知深度往往要让位于技艺操作的清晰。
理解法学的认知代价
换言之,这种“幼稚”未必是缺陷,也可能是法学履行社会功能所必须付出的认知代价。
有人也许反驳,说上文也提到了法理学,那可是法学哦。但请注意:法理学的研究思路,通常会通向哲学、逻辑学、语言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如果这样,它恐怕不属于“纯粹”的法学。
否则,我们便不能解释:为什么绝大部分部门法学从来不跟风操作,同时,对法理学总会“敬而远之”。
不要怀疑,部门法学的学者数量与研究产出远超法理学,不管法理学研究者多么心有不甘。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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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诉韦德案
1972年,美国得克萨斯州2名年轻的律师莎拉·威丁顿和林达·考费试图挑战当时美国的堕胎政策。她们选中了一名希望堕胎的21岁女子,让其化名简·罗,之后将达拉斯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告上法庭,要求得克萨斯州取消堕胎禁令。“罗诉韦德案”名称由此而来。
1973年1月2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认妇女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受到宪法中关于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也即承认美国堕胎的合法化。这一裁决在美国影响极为深远。
然而,2022年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有关堕胎权的裁决,把堕胎问题的立法权交还给各州自行决定。这意味着,美国持续从宪法层面保障了近半个世纪的堕胎权利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