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晨熙
近日,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后公开征求意见。
税收征收管理法自施行以来,对加强税收征管、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征管措施不够完善、对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够有力等问题日益突出。
此次修法将规范税务执法行为作为重点修订内容,在强化税务执法效能、维护国家税收秩序的同时,通过统一执法标准、调整救济程序、完善追征程序等,严格约束执法权力运行,为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夯实法治基础。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周佑勇,全国人大代表、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张亚波,全国人大代表、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人事与组织执行副总经理刘懿艳,从规范税务机关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开展税收征收管理、完善风险应对程序、细化互联网平台企业纳税申报责任等角度,为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建言献策。
周佑勇:
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第六条对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作出原则性规定,第三十八条进一步授权税务机关运用涉税大数据开展风险分析,并要求风险管理措施与风险程度相匹配,这些规定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及其风险防控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较为原则,且直接授权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具体的规定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算法偏差、数据缺陷等技术风险愈加凸显,仅靠一般性的信息化授权不足以防范此类风险。
对此,建议在修订草案总则中增加一条规定,明确税务机关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税收征收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依法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税务机关运用人工智能开展税收征收管理,应当对人工智能系统生成的分析结论或者处理建议进行实质审查,并依法开展调查、认定事实,不得直接据此作出影响纳税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
张亚波:
重点考虑风险应对程序
此次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在数据和电子征管方面推动从“以票控税”向“以数治税”转型。修订草案明确赋予税务机关运用涉税大数据进行风险分析、实施风险管理的权力,并确认了电子凭证的法律效力,为数字化征管提供了依据。同时,还打通了跨部门数据共享渠道,以支撑对数字经济业态的有效监管,回应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征管实践的现实需要,总体上有利于提升税法确定性和征管效率。
修订草案第三十八条与纳税人关系紧密,建议进一步补足风险分析的告知、申辩与人工复核程序。建议将本条规定修改为:税务机关有权运用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申报信息以及依法获取的第三方信息等涉税大数据,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申报纳税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风险分析。税务机关应当公布风险分析指标体系的类别目录与判定逻辑,风险提示应当载明触发预警的具体指标、数据来源与所属期间,纳税人可以在十五日内陈述、申辩,税务机关应当对陈述、申辩意见进行复核,并在此基础上实施与风险程度相匹配的应对措施。风险应对措施应当经人工复核后作出,不得仅以系统评分作为执法依据。
此次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进一步体现了“规范执法、优化服务、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方向,希望对检查取证规则、风险应对程序等问题予以重点考量,使修订后的法律在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同时,为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刘懿艳:
明确平台企业申报责任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第二十九条新增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在税收征管方面的相关规定非常及时,因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人数众多、收入分散,该规定能够从交易源头上打通信息渠道、堵住原有漏洞。由平台企业协助办理纳税申报,既方便了这些群体纳税,也能降低国家征税成本。此外,平台企业掌握大量数据,是交易组织方,理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
针对这一条,再提出两方面建议。一方面,针对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依法向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等涉税信息”的表述,建议再增加保密义务相关规定,即“平台企业应当对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涉税信息严格保密,不得用于协税以外的用途”。平台方承担保密义务,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
另一方面,针对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互联网平台企业“办理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纳税申报等涉税事宜”的规定,建议进一步明确“等涉税事宜”的具体范围,或写明“仅限于与纳税申报直接相关的事项”。因为“等涉税事宜”的表述范围较为模糊,责任边界不清,修订草案第六十六条中有对平台企业因申报不清导致纳税人未缴少缴情况时的惩处措施,因此需要避免执行中平台方与经营者、从业者由于执行偏差造成的责任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