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浩文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2026年11月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反跨境腐败法。反跨境腐败立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发展，填补了我国反跨境腐败专门立法的空白。
反跨境腐败法的法律属性
法律属性决定了反跨境腐败法的规范效力边界、适用逻辑及其与刑法等既有法律的衔接方式，是理解整部法律的前提。
一、反跨境腐败法属于反腐败特别法
从立法体系看，反跨境腐败法是我国反腐败国家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反腐败立法已形成以刑法、监察法等为核心，以监察法实施条例等为配套的反腐败规范体系。反跨境腐败法针对的是具有跨境因素的腐败行为，其规制对象、程序安排等均围绕“跨境”这一特殊要素展开，在既有反腐败立法框架内属于针对特定领域、特定情形的特别规定。它与一般反腐败立法之间不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简单适用关系，而是以专门立法形式对跨境腐败治理作出系统安排，破解了此前相关制度规定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的问题。
二、反跨境腐败法属于涉外反腐败法
反跨境腐败法是涉外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的关键一环。其涉外属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法律适用对象具有跨境性。反跨境腐败法第二条通过五项列举的方式对跨境腐败行为作出界定，以“跨境”为核心要素将各类跨境腐败行为纳入本法适用范围，确保精准识别、有效惩治。二是制度安排以国际合作为重要内容。涉及司法协助、引渡、移管被判刑人、遣返、追赃等国际合作内容。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不仅是国内治理规范，也是我国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义务、参与全球反腐败治理的国内法律转化。其涉外属性还体现为反跨境腐败法与反外国制裁法等共同构成我国涉外法治的“阻断—反制”工具箱，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三、反跨境腐败法属于跨境腐败治理基本法
就位阶与功能而言，反跨境腐败法被学者定位为跨境腐败治理的基本法。主要是它系统划定了跨境腐败治理工作的原则边界、职责和机制、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廉洁合规、法律责任体系等，在跨境腐败治理领域具有基础性、统领性作用。基本法的属性要求其既注重法律的整体性、周延性，又注重特殊性、针对性，为形成国内反腐败与涉外反腐败斗争的闭环提供法治遵循。例如，该法第二章针对跨境腐败特点，明确国家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并压实工作机制成员单位责任，形成反跨境腐败工作合力。
四、反跨境腐败法是组织法、程序法与义务法的综合法
从规范内容的结构特征观察，反跨境腐败法是一部组织法、程序法与义务法的综合法。所谓组织法，是指其建立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明确监察调查、刑事司法、行政执法、廉洁合规、国际合作等部门的职责和工作机制；所谓程序法，是指其集中规定了案件办理的有关程序，包括线索发现、取证、追逃追赃、司法协助、反制、阻断等程序性规定，是办理跨境腐败案件的操作指引；所谓义务法，是指其以专章形式为跨境经营企业设定廉洁合规义务，并为不履行廉洁合规义务设定法律责任。
综合而言，反跨境腐败法具有多重法律属性。它既是反腐败特别法、涉外反腐败法与跨境腐败治理基本法的统一，也是组织法、程序法与义务法的综合法。
反跨境腐败法的鲜明特质
反跨境腐败法在立法内容上呈现鲜明的特质，需要认真理解和把握，有助于精准把握立法目的和功能定位。
一、“预防、惩治、反制”一体贯通的体系特质
反跨境腐败法被定位为集预防、惩治、反制于一体的专门性反腐败涉外法律，突破了传统反腐败立法偏重事后惩戒的路径依赖。其一，在预防层面，该法不仅通过“廉洁合规”专章在企业内部治理层面实现了跨境腐败的事前预防，还对防逃和跨境转移腐败资产预警机制等进行了制度安排。例如，第十二条要求加强对公职人员身份的监督整治、完善公职人员在境外存款和投资情况报告制度，建立健全防止涉嫌腐败人员逃匿境外和跨境转移腐败资产预警机制、阻断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将防止人员外逃和资产转移的关口前移，治理重心从单纯的事后追责前移至事前防控。其二，在惩治层面，该法在第五章法律责任部分与刑法、行政处罚法、监察法以及民事法律制度等衔接贯通，建立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监察责任、民事责任并行的多层次、全方位、衔接配套的法律责任体系。第四十条规定，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实施跨境腐败行为的，对其违法犯罪所得及孳息、收益，应当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其三，在反制层面，该法第六条规定，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反腐败为借口或者不当域外适用其本国有关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企业、其他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等不当措施，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我国有权依照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反制、阻断等相应措施。该法和反外国制裁法等涉外法治体系相结合，构成“阻断—反制”涉外法治工具箱，为应对境外不当执法和司法提供制度防护。
二、组织协同与系统指引的操作特质
从立法内容上看，反跨境腐败法建立了国家和地方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该法第八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具体履行反跨境腐败职责的机构，负责工作机制日常工作，依法组织和协调查处跨境腐败重大案件，会同有关机关开展反跨境腐败国际合作。有关部门、机构以及其他有关机关按照职责和任务分工，加强工作协同和信息共享，共同开展反跨境腐败工作，搭建了跨境腐败治理的“四梁八柱”，形成了中央与地方联动、多部门协同的组织化治理架构。同时，其在立法内容上体现出系统性指引的特点。立法整合了多源头的线索监测移送、境外证据转化、多元化的追逃追赃手段。既有源头上的健全防逃和跨境转移腐败资产预警机制，也有从证据的境外获取与转化等规定，再到多元追逃、执法司法合作、违法所得没收、资产返还与分享等追逃追赃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全流程，成为办理跨境腐败案件的操作指引。
三、廉洁合规义务法定化的义务本位特质
将跨境经营企业廉洁合规义务上升为法定义务，是反跨境腐败法的另一鲜明特质。该法“廉洁合规”专章从制度建设、风险评估、举报处理、财务管理、第三方管理和员工培训等方面规定了跨境经营企业的法定义务。适用的企业范围不限于大型央企，还包括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子公司或者进行投资活动的境内企业以及境外企业在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子公司。若不履行廉洁合规义务，将面临责令限期改正、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等法律责任。这体现出该法较强的义务本位特征，也体现了通过预防性制度建设进行腐败预防，实现跨境腐败治理中国家与企业共治。同时，该法进一步考虑到义务设定的差异化，明确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境内企业应当根据企业规模、业务范围、风险防控等因素，合理设置廉洁合规管理部门或者人员，兼顾了不同类型企业廉洁合规的实际承受能力。
四、跨境腐败治理与权益保障并重的价值特质
反跨境腐败法为跨境腐败治理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和明确指引。同时，该法要求反跨境腐败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应当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遵守法定程序，尊重和保障人权。例如，第十五条要求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反跨境腐败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依法负有保密义务，体现了在打击跨境腐败与保障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的价值取向。坚持跨境腐败治理与权益保障并重，也为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与信任创造了条件。跨境腐败治理越是深入，越需要以程序规范和权益保障规范权力的行使，这一价值特质既保护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对反跨境腐败工作自身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维护，并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跨境腐败治理的认可，推动国际合作良性发展。
2026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