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香
“太迟了，我第一次偷的时候，你们怎么不管我……”小希带着哭腔抱怨着，似乎非常委屈，完全忘记了此前已经多次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了。看守所的铁栅栏泛着冰冷的白光，投射着法律的严肃，像是小希内心的冰冷与迷茫。
小希，是一起由我办理的盗窃案件未成年被告人。他自幼父母离异，虽然判决跟随父亲生活，但父亲常年外出务工很少回家，小希实际上是由祖父母抚养。小学时他还算安静听话。初中阶段，小希渐渐地外出时间增多，流连于台球室、KTV等娱乐场所，过早接触社会上不良人员，甚至长期夜不归宿。爷爷奶奶根本没有管教的能力，只能听之任之。而小希母亲已经重组了家庭，且认为法院判决小希监护权归父亲，自己鞭长莫及、爱莫能助。
实际上，像小希这样父母离异后监护人未尽到抚养义务，在司法实践中并非个例。近几年来，我院办理了不少未成年人涉罪案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涉案未成年人都来自离异家庭。
违法犯罪是对现有社会制度、法律规范的挑战，为何一些未成年人总是敢于挑战？当代西方犯罪心理学对各种犯罪特别是少年犯罪做了预测研究，其中英国剑桥大学心理学犯罪学教授大卫·P·法林顿归纳了六类最有效的预测因素，其中就包含有害的子女养育方式，例如残忍的、消极的态度或者放任不管，严厉的或者无规律的惩戒，疏于监督；破裂家庭和由于离婚或者父母冲突引起的分离等情形。
家庭结构改变，不仅仅是夫妻双方生活方式、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教育来说也面临着挑战。作为弱势一方，未成年人属于父母责任分配的一项，是被动接受父母离异事实的载体。在父母离异后，未成年人通常比较焦虑、孤单或无助，希望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接纳，因而较容易被社会不良人员怂恿，继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同时，亲情被剥夺或剥离后的恐惧、卑怯等消沉情绪对人的生活影响很大，长期的不良情绪，会使个体处于压抑、不满、企图寻求解脱的自我体验之中，从而推动犯罪动机的形成。
正如小希一般，在父母离异后，爷爷奶奶对其关心有加，但仅限于穿衣吃饭、接送上下学等饮食起居事宜，很难在精神层面与其产生共鸣，更谈不上教育。而且因为小希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加上文化水平有限、“隔代亲”等因素，让老人不愿对其强加管教，致使很难关注到小希有吸烟、上网、夜不归宿等不良行为习惯。
此外，在日复一日得不到正向反馈和陪伴后，小希逐渐由厌学到逃学再到辍学，为了有人陪伴而流连于台球室、酒吧、KTV等场所，更参与社会上盗窃团伙，听从他人安排分工，从事望风、踩点、搬运等盗窃行为，往往只分得百十块钱，或者没有分钱，仅仅跟着吃喝玩乐。
提审中，当我们问及其犯罪动机及成长经历时，小希也曾表示过参与犯罪活动并不单纯为了金钱，更多是希望有人陪着说话、打游戏等陪伴的内心体验，哪怕是夜不归宿或凌晨不睡觉，也甘之如饴。
由此可见，在物质生活、家庭关爱都不匮乏的情况下，离异家庭的未成年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犯罪动机往往不可思议。相关研究表明，强烈的、畸变的需要是犯罪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主要表现在强烈的物质占有欲和挥霍享受欲，不健康的、畸形的心理需要，如逞强斗狠、寻求刺激、在团伙中讲“义气”“够朋友”，吸烟酗酒、游戏斗殴等不良行为习惯，对犯罪动机起着引发和加固作用，即便通过警示教育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犯罪习惯也很难马上改变。
比如由我院办理的另外一起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小军，父母离异后跟随母亲生活，母亲系一名中学教师，平时忙于教学，作息时间规律，晚自习放学回到家中，往往已经十点多钟了。小军深谙母亲的回家时间规律，在晚上十点前与“小伙伴”骑车聚集流窜，遇到有人呼唤殴斗，便赶过去参与打架。至于为什么打架，打的是谁，为谁而打，小军全然不问，只是盲目参与，趁乱跟着踢踹几脚或挥打几拳。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过多次，其母亲虽然也对其分析利弊，但小军全然不放在心上，每每有人在QQ群、微信群或者电话邀约打架，还是一如既往地不计后果，最终因聚众斗殴而获罪。
在实施结伙打架斗殴、流窜盗窃等犯罪时，这些孩子认为“反正也是无聊，和哥们一起玩玩而已”，他们情绪处于高度亢奋状态，平时孤单、无聊等消极情绪被抑制，对家长、老师的说教已经无暇顾及，全部身心参与到违法犯罪行为中，此时的这些未成年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力，是莽撞又可怕的。
离异家庭未成年人往往由于缺乏心理抚育和现实监管的支持力量，违法犯罪后较易出现反复，教育、感化和挽救的难度大。犯罪学家认为预防犯罪才是治理犯罪现象的根本所在，弗洛伊德认为，人天生富有侵犯性、破坏性和对性欲的要求，但由于大多数人有控制能力，所以没有产生犯罪。如果没有培养出控制冲动的能力，则可能变成犯罪。
我国古代犯罪心理预防理论在家庭预防、社会交往预防、早期教育及刑罚和教化的心理预防等方面均有研究。比如，清末思想家曾国藩提出勤劳、节俭、谦谨等家庭教育理念。荀子认为，环境对人有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认为“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然而，基于离异家庭的监管力量而言，上述预防举措、理念未免太过于高远，不太现实。
这些令人痛心的案例背后，折射出离异家庭未成年人监护缺位、心理关爱缺失的共性问题，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面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犯罪防控困境，我们应当如何构建更有针对性的预防体系，从根源上减少此类悲剧的发生？
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呈现团伙化、趋利性等特点，离异家庭中负责照顾未成年人一方的家长，可以观察孩子的日常活动规律、衣着打扮、饮食习惯、兴趣爱好、学习或社会交往等表现，发现孩子有文身、染发或经常深夜外出等不良习惯，要及时制止，将违法犯罪的潜在隐患遏制在萌芽状态。学校老师则要对离异家庭孩子保持和善态度，该类孩子往往内心较为敏感、脆弱，多用启发式谈话，可以从对方感兴趣的话题入手，引导该类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能够有意识地抵御社会上不良思想侵蚀。
对于已经出现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根据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当罚则罚，本着“惩罚也是挽救”的理念，以惩罚强制根植法治观念，若不予治安处罚，也要责令家庭严加管教，如果家庭监管能力较弱，可以联合社区、学校或者其他适格亲属组建帮扶团队，也可以评估后送入专门学校开展专门教育，以强有力的挽救举措确保犯罪预防的效果。
在家庭、学校、公安多方协同筑牢预防防线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作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重要主体，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更具针对性的帮扶模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像我院，就通过“泉视角”普法视频、法治副校长实质化履职、“三官一律进网格”等机制，强化家庭、学校、社区法治宣传教育，携手妇联、团区委、关工委等未保关爱力量，设立“泉水叮咚”家庭教育指导站，制发《督促监护令》30余份，引入司法社工开展心理疏导、职业规划等帮扶工作20余场次，凝聚合力，持续推进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
（作者系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
漫画/高岳
2026年11月0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