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厚铎
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侵占保定。已擢升山西按察使、尚未赴任的沈家本，因法国教士挟保定教案旧怨，向联军诬告其“附和义和团”，遭到拘禁。同批官员中，护理直隶总督、直隶布政使廷雍等三人不久即被联军“审判”后斩首，沈家本因查无实据而幸免。在拘禁的阴影中，他写下《重九漫题四绝句》《漫题三首》《平陵东》等组诗。
这些诗作不仅记录了沈家本个人从悲愤到清醒的思想轨迹，更折射出晚清士人在时代崩裂中的精神困境。透过三组诗的层层递进，我们得以窥见一位法学先驱如何在危城之中，完成对自我、朝廷与民族命运的三重叩问。
重九无酒 漫题见志
《重九漫题四绝句》作于拘禁之初的重阳日。沈家本借用重阳典故，宣泄难以言说的屈辱。“非关风力能吹帽，更倩何人为整冠”，反用孟嘉龙山落帽的雅事：不是清风有意吹落帽子，而是无人为蒙冤之人整正衣冠——《君子行》所谓“李下不整冠”，身处嫌疑之地，竟无一人肯为他辩白洗嫌。在“酩酊难酬佳节好”的醉语背后，是被迫缺席登高仪式的政治隐喻，正如朱彝尊所言“风雨罢登高”，此刻的士人，连精神上的登高望远都被剥夺。
值得注意的是第四首对苏轼的追慕。沈家本以“华发萧萧百念灰”自况，却在“休说雪堂能烂醉”中暗藏锋芒。东坡雪堂是文人精神的栖守之地；而“今朝谁倒接䍦来”反用山简“倒著接䍦”之典——昔日醉倒犹有人歌，今日囚中人，连纵酒佯狂的自由都成奢望。这种将个人遭遇嵌入历史语境的表达，标志着他的情绪开始向理性思考过渡。
危城三叹 家国叩问
随着拘禁日久，《漫题三首》呈现出更尖锐的社会批判色彩。首联“乘轩老鹤骑难稳，覆盎醯离舞正狂”构成一组辛辣的讽刺：前者用卫懿公好鹤乘轩之典，讥尸位素餐的衮衮诸公骑虎难下；后者化《庄子》“发覆盎、见醯鸡”之意，讽宵小之辈在倾覆的瓮盎之下猖狂起舞。“方道和亲凭魏绛，孰教幽愤泣嵇康”，刚说主和有魏绛可恃，转眼却见幽愤的嵇康——一联之内，战与和谐成罪愆。“可怜鲁国奇男子，难救江东盛孝章”，则借孔融救不了好友盛孝章的旧事，自伤孤臣无力、故人难援，与当日在保定教案中据理力争、如今反遭构陷的自己，正堪同病相怜。
第二首转向民生疾苦。“嗟哉百姓尽征忪”，兵燹之下的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空说年登比户封”，丰年之说成了空话。“难得庄生开口笑，偏教郑伯降心从”，旷达如庄生者难得一笑，屈膝如郑伯者（肉袒牵羊以迎楚师）偏能得计，借此讽一时屈己媚外的世态。最沉痛的是“弦高词令枉从容”的收束：并非没有弦高犒师般的智慧，但在侵略者的暴力面前，这种努力终究徒劳。这种从一己屈辱转向民间苦难的视野拓展，显示其思考已超越个人得失。
平陵长歌 乐府心史
《平陵东》全诗仿汉乐府，以“劫义公”的叙事展开沉痛寓言。“金汝金，鼓汝鼓”的复沓句式，模拟着侵略者的武力炫耀；“力士短衣头雉毛，千骑万骑陈东郊”的铺陈，再现了八国联军在中国国土上的耀武扬威。尤其令人痛切的是联军处死廷雍等三人的1900年11月6日，恰为农历九月十五，与这首诗的自注“十五日”同一日序——《平陵东》与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之间的关联，值得进一步探究。侵略者组织所谓“军事法庭”，擅诛中国大臣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粗暴践踏。
但沈家本在绝望中埋下了希望。“人言义公不可赎，我言义公如可赎”，一份执拗的信念贯穿到底；“东家输金钱，西家卖布谷”的民间互助，暗示着超越官方妥协的草根力量。诗中“义公”的形象极具张力：既是被缚的正义化身，也寄托着民族气节。这使得诗作最终跳脱个人讼案的悲鸣，直抵一个终极命题：当侵略者的军法凌驾于中国法权之上，士人该如何守护心中的正义？
这三组诗构成递进式的精神档案。从重阳醉语到乐府长啸，沈家本完成了从悲愤书生到清醒志士的蜕变。它们的价值，首先在于“以诗存史”——一位亲历者留给庚子国难的见证，记录了侵略者的暴行、庙堂的失措与民间的坚韧；更在于“以诗明志”——铁窗之内，他坚守个体尊严，抨击武力滥用，把满腔悲愤淬炼成对家国命运的深长思索。次年，他被授刑部右侍郎；1902年，受命修订法律。那颗在危城中反复叩问的心，终以熔铸中西的修律实践作答。在1900年那个主权沦丧的秋天，这些拘禁中写下的诗篇，正是用血泪写就的言志之章。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荣休教授、沈家本第四代孙）
2026年11月0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