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维真的一定讲逻辑？

　　一辈又一辈初学法律、浅触法律的人容易盯住纸面不移。这就变得需要适时轮回——不是重复，而是随着法律结构的变化，对理解方式作出必要的调试

　　□ 刘星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其实有点犹豫。因为研习法律的人，一般都懂法律思维，而且大多认为讲逻辑是法律思维的必要条件。这个题目因此显得不太“合作”。不过，我既然写了，也确实有点感想，读者不妨顺着以下思路看看。
　　我的感想有个引子，源于一个真实的案例。案情并不复杂，却似乎能展露解决问题的线索，也便于附着相关线索展开讨论。
《协议草案》引发的纠纷
　　案子讲的是：作为兄弟姐妹的五名继承人，原来关系还不错，比较亲近，尤其是在家中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老人走了，遗产是房子，继承问题随之而来。
　　五人几番沟通，签下一份关于继承房产的《协议草案》。草案约定房产均分。但是之后一名继承人反悔，想着当年盖房的时候，自己出钱不少，便说自己应继承五分之二。
　　其他四名继承人很是不高兴，也不同意。他们觉得，还应该按照每人五分之一均分。于是纠纷出现，并进入了诉讼。
　　认为自己应继承五分之二的继承人主张：当年建造房产时，自己多付了钱财，相当于房产价值的五分之二，且手里也有证据；《协议草案》不是正式协议，是可以修改调整的。
　　另外四名继承人则认为：建造房屋时，对方钱财支出并未达到房产价值的五分之二；《协议草案》中，对方同意只继承五分之一，不能反悔，应以《协议草案》为准。
　　到了这里，可以看到争执的关键是《协议草案》。如果草案具有法律约束力，签订人不得反悔，那么关于“房产价值的五分之二”的主张及反驳就没有意义了。
　　法官明白两方的想法，没有犹豫，将《协议草案》认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其实，庭审过程中，法官首先核实了身份，对各个当事人进行了一些询问，然后，特别确认了三个问题：第一，各方签字画押，是不是自愿的？第二，各方有没有受到“强迫”？第三，有没有私下谈到“交易”。最后，法官详细看了一遍《协议草案》。
　　如果读过民法的相关条文，就会知道，法官想要证实如下内容：各方的民事行为能力如何；他们是否表达了真实的意思；是否存在胁迫的问题；是否存在“串通”；协议内容是否违法。这样做的核心目的是确定各方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法官很快作出认定。这说明事实查明得顺利。而接下来的判决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请稍注意：相关民事协议的具体法律规定，随年代不同会有所变化，但作为基础层面的原则，“意思表示真实”始终是要点。因此，在这类案件的判决中，不管是过去民法通则的年代，还是现在民法典的时代，法律依据就是“意思表示真实”。
　　当然，法官知道五人原来的兄弟姐妹之情是较为深厚的，也进行了调解。但遗憾的是，面对房子，这情感还是显得脆弱了些，所以法官没有犹豫。
　　顺着上面一路下来，还有一些疑问，下面说说。
表述背后的四个追问
　　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法官可以认定协议内容体现真实意思表示，却不认定“草案”这一表述本身，也同样体现真实意思表示？它们都是文字表达。既然认定前者真实，后者是否也应一并对待？这应该不是刻意较真。
　　如果“草案”一词的使用本身是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就意味着，当事人认为协议可以修改；反过来说，如果认定他们并不认为协议可以修改，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使用“草案”这一表述。更何况，这是房产继承的几番沟通的成果，而几番沟通本身已表明，各方都认为房产十分重要。既然如此，第二个疑问随之而来，在“协议”与“协议草案”的用词选择上，当事人会不慎重吗？
　　第三个疑问是：在一般生活经验中，当人们确实希望签署一份有法律约束力、不得反悔的协议时，更多是直接使用“协议（合同、契约）”的字词表述，还是“协议（合同、契约）草案”的字词表述？答案恐怕是明显的：前者。既然是前者，这又表明人们一般认为两者有区别，并倾向于认为草案不是正式协议，可以修改。
　　第四个疑问是，如果认为“草案”一词的使用，不能排除是真实意思表示，就可以推论出，协议就平分房产而言的字词表述——“每人各分五分之一”不能排除“可以修改”。如此一来，协议这部分内容的约束力，也就动摇了。
　　这样一步步追究，不会有大问题。而果真如此，法官认定《协议草案》内容具有约束力，在严格逻辑上应该过不去了。
　　那么，一个问题就会浮现：法官为何仍作出这样的认定？
　　作为校准线的法规惯例
　　这里可给出两个答案：其一，法律明确规定了“真实意思表示”作为判断标准之一；其二，一般司法惯例倾向于不论协议的标题使用什么表述，只看标题下的内容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
　　就第一个答案来说，法律没有对协议标题如何表达作出明确规定，但明确规定协议内容不得违法，意思表达真实，不存在胁迫、没有恶意串通等情形。所以，不必审查协议标题。
　　就第二个答案来说，现实中的协议标题可能有许多表述，逐一深究的话，费事不说，还有舍本逐末之嫌。因此，重点应该放在协议内容上。很多法律界人士都是这样认为的。众意的确难违。
　　作为法官，当知道法律界人士几乎都是这样看的，会怎样思考？自然是重视这两点。这两点的要义是：法律明确规定和司法惯例是校准线。忽视校准线的结果，完全可能面临二审或再审的改判，以及行业内的大面积怀疑。
　　此外，法官知道，遵守法律明确规定和司法惯例会使法律实践呈现稳定的锚点，彰显传统。
法律运行不止于纸面
　　现在回到开始。我们会说法官重视上述两点的思维，不是法律思维吗？恐怕不会。如果说这不是法律思维，那多半是忽视了法律运作的内在机制。
　　我们会认为，法官更应依照前面的逻辑推断那样的思维吗？也许可以想象，但通常难以断言。因为行业规则与制度结构，本身就是法律实践得以维持的条件。
　　话说到这里，题目与前面的分析，似乎仍有一点不太“合作”。是的。不难理解：从纸面角度，逻辑可以不断向前推进，直到每一个词义都被穷尽，每一种可能都被排除。但伴随法律的，不只是纸面，还有已经运行着的制度、已经形成的做法，以及仍要继续的生活。
　　所以，上述案件中的法官并没有离开逻辑，也没有把逻辑带到它理论上能够到达的最远处，而是把它停在制度可以承受、实践可以维持的位置。
　　其实，怀疑法律是否一定讲逻辑的想法并不新鲜。之所以还要在这里，从制度运行与既有做法的层面，再次强调“纸面的位置”，是因为一辈又一辈初学法律、浅触法律的人容易盯住纸面不移。这就变得需要适时轮回——不是重复，而是随着法律结构的变化，对理解方式作出必要的调试。
　　由此观之，“法律思维真的一定讲逻辑”这个设问，自有其价值。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