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金权
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和施政之要。南宋时期，正值内忧外患，一批重臣名士深忧国事、怜恤生民，自觉创造和践行了以“抚民以仁”“存心以公”为核心的政绩观，并深刻影响着南宋司法的表达与实践。
这些事实被清楚记载于现存最早的司法判词和政府公文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名公集》），该集由宋人汇编朱熹、真德秀、吴势卿、胡颖、范应铃等名臣公文、书判而成。
南宋名公们在司法实践中，以前述政绩观为指引，既追求天理人情、明辨是非，也要求严守国法、不滥施轻重，以实现“仁政为民”的施政理想。这种以民为本、崇尚廉洁、追求公正的政绩观，与兼融了依法裁判、情理平衡和事实求真的司法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具体体现。
为政之先：“无一毫蔽”“无一点污”
关于“清明”二字，《名公集·后序》是这样解释的：“《吕刑》曰：‘明清’。于单辞说，《书》谓：‘明无一毫之蔽，清无一点之污，然后能察其情，民受祥刑，斯为哲人。’”“清明”二字稍不同于原文中的顺序，蕴含了时人对司法名公为政品格和工作操守的理解。“清”在“明”前，意即“清”是为政的前置要求。
所谓“清”，即是“清正廉明”。正如南宋名臣、著名理学家真德秀曾在《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中所讲的“廉”一样。他系统性地提出了以“为官四事”（廉、仁、公、勤）为核心的为政要略，位于“四事”之首的，便是“律己以廉”。廉何以如此重要呢？其原因在于“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廉洁是士大夫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也是为政奉公、为民解忧的基本保障。在他的认识中，“廉洁”虽然只是仁人君子的基本要求，但却是为官从政的“第一道关口”，也是明辨是非、抚境安民所仰赖的人格根基。只要能够坚守廉洁自律这一“小善”，就能节制“请托谋私”“枉法裁判”“草菅人命”等“大恶”。倘若吏治不清、持身不洁，纵是周密之法，也会在营私舞弊和请托送往之中歪曲变质。
所谓“明”，即“无一毫之蔽”，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不能为胥吏、讼师等人所蒙蔽，亦不能为徇私而枉法，置国法情理于不顾。为官之人，不仅要拒绝干扰，还要明辨是非，在厘清事实的基础上，分清责任，恰当裁断。真德秀在《禁苛扰》中明确要求各级官员胥吏：“官司所当明辨是非，如果冒犯刑名，自合依条收坐。”这就是对于明察秋毫、据实定案的强调，也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求真、务实倾向。
因此，名公们所追求的，就是在“无一毫蔽”“无一点污”的基础上，尽可能洞悉人情、查清事实，进而明辨是非，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正所谓，“清明，不睹昧也。”如果无此二者，或者缺少其一，公正就不过是一句空话，或者只是偶然事件。唯有以廉洁自律筑牢贪腐防线，才能确保手中权柄不偏不倚地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之上，经得起天理、人心和国法的反复检验。
为政之要：“抚民以仁”“存心以公”
在“无一毫蔽”“无一毫污”的精神追求之下，南宋司法名公们所秉持的为政原则，突出地表现为“抚民以仁”和“存心以公”。可以说，这两点充分代表了名公们为政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其主政一方、推进治理、造福百姓的思想基础。
“抚民以仁”是核心原则之一，意指“为政者当体天地生万物之心，与父母保赤子之心。”若待民“有一毫之惨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身为官员，身系一方民众之福祉，“发一残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发一掊克心，斯民立被诛剥之殃。”但是，发一善心，普通小民就能安然谐和；发一耐心，为恶之人或许就能幡然悔改。另一位名公——吴势卿，在发布禁约榜示时讲：“民之受害，偶未至死，而不能伸诉者何限，况又饿杀、冻杀及困苦疾疫而杀，官司又以无痕伤，而俾得漏网，苟有仁心者，宁不为之痛心疾首。”以仁心待民是诸多南宋名公共同的心声，也是他们秉持和实际践行的共同为政信念。
与之相依存的是“存心以公”。时人将其解读为：“开诚心，布公道……故曰：本心日月，利欲食之。大道康庄，偏见窒之。听信偏则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则赏僣而刑滥。惟公生明，偏则伤闇。”可见，“存心以公”主要有三项具体要求，一是不能偏听偏信，二是不能喜怒由己，三是不能谋私利，“狥货贿则不能公……党亲戚，畏豪强，顾祸福，计利害，则皆不能公。”如若私心涌起，“则是非易位，欲事之当理，不可得也。”
司法转化：“是非有理”“轻重有法”
真德秀曾在《谕州县官僚》中总结道：“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狥（徇）人情。”其中的“是非有理”“轻重有法”就是在“无蔽无污”的精神追求和“抚民以仁”“存心以公”的为政原则指导下，塑造出来的核心司法理念。
“是非有理”，意即是非判断依从于“理”，“理”则出于天。天理有常数，是非亦非主观，皆是天道使然。如果司法官员在裁判中，罔顾是非，不顾事理，就是逆天而为、悖理而为。正如胡颖在《弓手土军非军紧切事不应辄差下乡骚扰判》中批评胥吏说：“居巡尉之职者……幸有一人当追，则恨不得率众以往，席卷其家，以为已有，理之是非，一切不顾。”为了惩戒这种行为，这位名公判两位胥吏各杖责一百，并于赃款收缴完成后，再将其充军服役。
“轻重有法”，则是说罪刑轻重皆由法律规定，如果官员舍弃律文，随意轻重，就是公然破坏国家法制。正所谓“重其所当轻，而轻其所当重，为政如此，非谬而何？守令亲民，动当执法，舍法而参用己意，民何所凭？”因此，“轻重有法”所强调的是官员应当严格依法行事，不能掺杂个人的情感或观点，使裁判悖反律法、轻重失宜。
“是非有理，轻重有法”的提出，高度概括了以真西山为代表的南宋士大夫群体一生所孜孜追求的“理”与“法”辩证统一的境界，也是传统中国法律理论发展的一次重要创造。
在《名公集》记载的“因奸射射案”中，范应铃对县尉司违反法律规定任意处理司法案件予以严厉驳斥，并对案件进行了改判。
贫户黄渐在私塾教书，其妻却因东家与僧人之间纠纷而被无故牵扯，县尉草率认定其妻与二人有奸。县尉司竟不辨是非，对黄渐与二人杖责六十，并将其妻以“射射”方式送予军兵为妻。范西堂得知后，愤怒质问：“此何法也？……如此断事，安能绝讼？”他明确指出，本案应当以法律明确规定的犯奸条文为准据，在查明是否具有犯奸事实的基础上，经由丈夫诉告，才能受理和审判，并指出违法违规之处：一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丈夫本人又没有告诉，怎能轻易受理并下判呢？二是“射射”只适用于妻子与三人通奸或者无夫无家等情形，本案怎能任意适用呢？三是并非官员却受理白状、非司法机关却径行判决，是严重的违法。他怒斥县尉司：“以政事杀民，此其一耳。”事后，将各胥吏处杖一百，僧人押外管束。
总之，南宋名公们的精神追求、为政原则和司法理念是一体多面、互相融通的，其本质追求皆在于“仁政为民”，与今日所讲“为民造福”一脉相承。当然，“相承”意味“相通”，并不是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今日所讲的“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政绩观的背后始终是“人民立场”。它时刻警醒着各级官员和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法治信仰，心系民之关切，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2026年11月0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