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酷吏与循吏分别作传，当是警示后人注重其异同。酷吏与循吏皆有“据法而行”之外观，但二者之价值观与方法论背道而驰
□ 钟晋
古人倡导“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是评鉴历朝历代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司马迁在《史记》中分作《酷吏列传》与《循吏列传》，当为后世吏治之镜鉴。
所谓“酷吏”者，以“武健严酷”为守则，媚上求荣、暴虐严苛，录西汉郅都、张汤等10余权臣事例以为佐证。酷吏绝非庸官、懒官，皆为能吏、干吏，亦不乏清贫自守的廉吏、抗争权贵的诤臣。司马迁并未将酷吏皆视为奸臣，然对其贬之、憎之亦怜之。
所谓“循吏”者，以“奉法循理”为宗旨，尊仁卫道、舍己爱民，记春秋时期孙叔敖、子产等5位贤臣之举以为范式。循吏遵从天理、国法、人情，严守法度而不机械执法，既以法治世，更以法律己。
司马迁为酷吏立传，周遭人事不胜枚举，自身亦受苛政酷刑所残害，但搜寻循吏之掌故，却需上溯先秦，且只得寥寥五人。可见，司马迁对循吏敬之、盼之，更叹武帝朝未得之。
司马迁为酷吏与循吏分别作传，当是警示后人注重其异同。酷吏与循吏皆有“据法而行”之外观，但二者之价值观与方法论背道而驰。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区分：
一是以民为本。酷吏只唯上，一味迎合统治者意图，以至于法网常密、奸伪萌起、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秦朝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奢求王朝千秋万代，却至二世而亡。汉承秦制，虽汉初与民休息，但“恶法暴政”的根源犹在。酷吏郅都号为“苍鹰”，办理废太子刘荣触法案时，刘荣想要书写工具以上书申辩，而郅都“禁吏不予”、迫其自杀，实为景帝废刘荣、立刘彻而清除后患。酷吏张汤亦善于揣摩上意，武帝意欲严惩者，派遣执法严酷者办理；武帝意欲宽恕者，派遣执法轻平者办理。
而循吏重爱民，坚守匡世济民、治国安邦的本心，亦可使吏治烝烝、世风淳朴、黎民安定。循吏子产为郑国国相，推行“作封洫”（田制改革）、“作丘赋”（赋役改革）、“铸刑书”（公布成文法）以及“不毁乡校”（广开言路）等仁政，孔子闻知其亡，流泪赞其为“古之遗爱”。循吏公仪休任鲁国国相，不仅“城门悬鱼”拒贿，还拔掉园中菜蔬、毁掉自家织机；既坚持清廉自守，又决不与民争利。故司马迁叹曰“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二是法德相济。司马迁笃信孔子、老子的“德化”主张。认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以严刑峻法威慑万民，百姓会趋利避害，但无羞耻心和正义感；以利害之术规制天下，人心不可能归附；以严密法网统摄言行，仇视社会的人群会更多。法治与德政如果不能统筹推进，仅依赖官吏“武健严酷”之术，无异于抱薪救火、扬汤止沸。
酷吏常好“重典”，一朝权柄在手，难免“杀心自起”。如酷吏周阳由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故“治讼”之最高境界为“无讼”，“法政”之最大成就为“无事”。若法令未得遵行、狱讼增而不减，当思法度是否合于其时、德化是否根植人心。如循吏孙叔敖知道币制改革导致市场颓废后，立即劝谏楚王收回成命。制定良法是统治者“为政以德”的基本义务，良法亦需要由官吏来正确诠释。
三是修己安人。酷吏冷峻严酷、追逐名利，多以整治他人而见长；循吏遵法循理、心存敬畏，常有律己爱人的义举。二者的政绩观虽然截然不同，但司马迁告诫我们，前者常大行其道，而后者常遭人讥笑。西汉路温舒在《尚德缓刑书》一文中称赞古人明德慎罚，提倡“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但“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此语当为司马迁知音，亦可见西汉“酷吏遗风”永未禁绝。
如执法宽平者，不仅难获“公名”，还有不得自安的“后患”，其坚守初心、秉持良善将何以为继？循吏石奢乃楚昭王的国相，为尽孝道放纵犯法的父亲，为尽法职归而自刎；李离乃晋文公的司法官，因发现过往办案冤杀他人，主动伏剑自裁。如此循吏理应彪炳千秋，酷吏与其修为相去甚远矣，但何其少哉。酷吏中即使张汤等廉洁耿介之士亦少有，多为功名利禄之徒。如酷吏宁成放言“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宁成获罪后，逃狱出关，并借钱买田千顷、累至千金巨富，后获大赦。由此等人执法，百姓为鱼肉也。酷吏与循吏的个人修为，恰如云泥之别。
四是广开言路。酷吏者多揣摩上意、行诡诈阴谋之术，其内心幽暗诸事，难以同外人言说，亦难听得他人逆耳忠言。循吏者多磊落坦荡、行光明正大之事，自然不拒诤言、不掩实情。酷吏张汤因大司农颜异“口不言而心非议之”，以“腹诽”之罪奏请处死。如此“诛心”之论盛行，岂有真话可听？众多酷吏位极人臣，但不得善终，皆与其在位时钳制言论、积聚民怨相关。张汤构陷御史中丞李文、开罪丞相庄青翟等埋祸甚多，而其身边只有一个商人门客田甲敢于直言。
后张汤遭人举报，其欲对质辩白。汉武帝便派遣另一酷吏赵禹斥责张汤，“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张汤听言，自知武帝之言路早已被他等权臣所闭塞，只能自尽服法。正印证那一句古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吏”字，在甲骨文中是一张紧握于人手的长柄猎网；后转会意，从“一”和“史”，或含一体遵法而行、功过存之于史的意思。酷吏与循吏皆需“奉法”，二者之别或在“良善”二字。当牢记清末修律大臣、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沈家本先生的告诫：“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
（作者单位：湖南省湘潭市司法局）
2026年10月25日
